帝国皇家银行的正式挂牌与挤兑风潮的平息，标志着新政在最为核心、最为艰难的金融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夜宸以无上皇权与国家信用为锚，强行稳定了币制，也为后续更深层次的改革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活力。帝国的航船，在闯过最凶险的金融暗礁后，似乎迎来了一段可以乘风破浪的相对平稳期。
帝国皇家银行总号坐落于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其建筑虽不尚奢华，却自有一股庄重恢弘之气。开业当日，夜宸虽未亲临，但苏浅月代表皇室与朝廷，亲自主持了揭匾仪式。林墨轩、郭永清等新政干吏，各部院官员，以及经过严格审核的首批合作商号代表齐聚一堂，场面隆重。
银行章程明确规定，其核心职能为：统一发行与管理银元券，经理国库，制定官方存放款利率，并逐步承担起对各合法银号、票号的监管之责。陈远因其在筹建过程中的卓越表现，被破格任命为银行首任监事，负责日常运营与风险监控。一批格物书院出身、精通数算的年轻学子，经过严格培训，成为银行的第一批职员，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与严谨的工作作风，令人耳目一新。
银行的运作迅速步入正轨。凭借国家信用背书和之前应对挤兑展现出的雄厚储备，银元券的信用日益稳固，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官府税收、俸禄发放、大型工程款项拨付，逐渐通过银行体系运转，效率显着提升，贪墨空间被大幅压缩。更重要的是，银行开始尝试性的“政策借贷”，以低于市场的利率，为漕船更新、盐场扩建、边境军屯等国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新政的推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动力。帝国的经济命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被朝廷牢牢掌控。
有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与资金支持，之前推行的各项新政开始进入成果的集中收获期。
清丈田亩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汇总至户部，隐匿的田产被大量清查出来，纳入征税范围，朝廷的税基得以显着拓宽，长期以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顽疾开始得到遏制。依据新数据修订的《赋役全书》更加公平合理，虽然触及了众多豪强利益，引发了诸多地方性的诉讼与纷争，但在督行司与新政巡查使的强力弹压下，总体局势可控。
漕运新制下，“官督商运”的规模不断扩大，世袭漕帮的垄断被彻底打破，运输效率提高，漕粮损耗降至历史低点，沿河商业因运力解放而更显活跃。盐政试验区成功经验向主要产盐区推广，灶户积极性高涨，官盐质量提升，私盐空间被挤压，盐税收入稳步增长。
集贤阁主导编撰的《劝农新法》、《工匠考核定例》等细则陆续颁行，格物书院培养的实务人才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工部、都水监乃至地方州县，兴修水利、改良农具、督导工坊，帝国的生产力在制度的优化与技术的微改良中，悄然提升。
这一切的变化，虽不似战场厮杀那般壮怀激烈，却如同春雨润物，深刻地改变着帝国的面貌。民间关于“新政”的议论，虽仍有杂音，但“朝廷确是在做实事”的评价，开始成为主流声音。
接连遭受重创的旧势力，其反抗的力量与范围都在急剧萎缩。金融堡垒的失落，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最具威力的反击武器；经济命脉的被控，使得其财力来源大幅枯竭；而人才选拔渠道的拓宽，则动摇了其延续权势的根基。
朝堂之上，公开的反对声浪已近乎绝迹。昔日气焰嚣张的勋贵集团，或如安国公般覆灭，或如荣郡王般被圈禁，余者大多选择明哲保身，甚至开始尝试与新政势力接触、合作。地方上的豪强巨贾，在经历了清丈、盐漕改革与金融整顿后，元气大伤，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跨区域对抗，更多的是在适应新规则，寻求在新秩序下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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