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禄镇，在京兆西部，西南去武功县四十里，东南去兴平县三十里，西北距奉天县不足三十里，以初唐名将薛仁贵食采于此而得名。
因为居三县之中，交通便利，汉兴以来，成为京兆有名的市镇，周遭三县乃至东北距离较远的醴县都有百行，聚贸于此，交易粮食、土产、山货、牲畜、种子、工具等等，发展到乾祐九年，已成为京兆西部最大的市镇。
然而，这座极负盛名的京兆大镇，已然褪去了其繁荣的外衣，任乱军肆意凌辱，践踏，炎炎天日之下，尽是凄清，市镇之中，混乱不堪。
王顺的起义军，纵横诸县，杀掠士民，掠夺百姓，逼良为寇，西向之后，自然不会放过这座有名的镇甸。有一说一，薛禄镇的扩建，还有一部分蜀军俘虏的功劳，参与乱军的苦役，有不少人都被安排来修建过道路、沟渠。
不过，当初的修建有多辛苦卖力，如今毁起来就有多肆意轻松。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王顺带人西来之前，闻讯的镇民，多舍家弃业，逃入县城，托庇官府以避祸。
即便如此，在薛禄镇中，乱军也搜刮出了大量被掩埋起来的钱帛、绢布、粮食，刮地三尺的本事，对于寇贼而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本事。
到目前为止，刨除死伤的乱军，仍有四千余众，暂时盘踞在薛禄镇。而其中，有近半都是俘虏劳役出身。王顺曾努力地想要将降服集中起来，但碍于分散于各地，关中各州府又采取了严厉的管控措施，终究没能让他成功造成“两万蜀卒乱关中”的局面。
即便如此，让他带起近两千的旧卒，也是颇有手段了。
剩下的，除了少数因缘为恶的泼皮无赖与罪犯之外，都是被乱军裹挟逼迫的百姓。在“起义”初期，王顺也并没有想着大加杀戮，甚至意图蛊惑各乡里百姓，以“朝廷苛政，贫富不均”为口号，想要招徕人手，扩充队伍。
然而，事实证明，王顺是想多了。及至如今，大汉的税收不算轻，且徭役不绝，但也没到过于压榨民力的地步。而关中的百姓，难得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又有雍王口碑在外，布政使扈彦珂安政抚民，哪有人愿意跟着折干蜀人造大汉的反。
当明白其中的道理之后，王顺果断变了策略，开始以武力相逼，掠夺钱粮，结果便是，大造杀戮，一路所过，血流成河。有太多乱卒，胸中积压戾气，更助血腥。
初起兵的那段时间，趁着官府的疏忽怠慢，以及驻军的分散，在赵弘殷调动兵马，镇压东面乱事之时，乱军就如王顺的名字一般，顺风顺水，席卷诸县，无可阻挡。各县官府，只能敛民以自守，渭河平原，成了乱军驰骋的沃土。
咸阳、兴平、武功，都被其进攻过，虽然没能破城，但也大涨声势。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的，官军的调动与布置，就如一张扼喉索命之网，朝他罩来，无可挣脱。
王顺曾放手一搏，打武功县，不顾伤亡，差点让他破城，只是凤翔的汉军来得太快，不惜马力的奔袭，让王顺的计划落了空。
知道汉骑的威力，畏惧之下，果断撤军，东渡漠水，并将浮桥焚毁，即便如此，也在武功留下了上千的乱军尸体。
其后，形势对于王顺的“义军”便急转直下了，凤翔那边先后东来两千汉骑，由汉将马仁瑀与慕容承泰率领。二者自陇州调动，一路奔袭两百余里，在武功稍作休整，即渡过漠河，踵迹而追。
一路驱杀，像狩猎一般，不断压缩折乱军的活动空间。若不是此前，王顺曾派人，先行占住了薛禄镇，以作接应，只怕渭河平原，不会有他们的立足之地，都不用赵弘殷西来，马仁瑀与慕容承泰就足以将这数千乱军击破。
然而，有其利就有其弊，固然有了立足点，却也将手脚限制住了，困于愁城，坐以待毙。
薛禄镇外缘，在有军旅经验的贼军军官的安排下，有些防御工事的修缮，不过因陋就简，所幸市镇的土城还算牢固，以三合土筑造，可以依凭。
不过，几千人的乱军，屯于其间，显得十分拥挤，混乱。士气低落，人心丧乱，若不是有那些蜀卒弹压，贼军自己都散了。而还能维系着军队，以抗官军的缘故，只在于一个求生的念头。
低矮的镇郭上，零散地插着几面简陋的旗帜，书“义”与“王”字。少军甲，缺武器，士兵的脸上几乎写着四个字：乌合之众。土石之物，倒是备得不少，显然是做好了汉军进攻的准备。
不少贼军，都面露绝望，沉浸在一片压抑的气氛中。不断有由蜀军俘虏组成的营队，巡逻于其间，既为查看敌情，也为监察那些强迫的杂兵。
还有的人，粗鲁地在杂兵中宣讲，大意是，他们已经是“义军”的一员，被官府视为叛逆，如果不想死，只有拿起武器反抗，否则，落入官府之手，之后清算，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在薛禄镇中心，原本的官署内，同样挤着一些贼军，比起大部分的贼军，看起来要明显精炼些，多配铁器，甚至一部分穿戴着盔甲。这支队伍，自然是由贼首王顺拣精壮组建的，都是蜀军旧卒，也是乱军的中坚力量。
整支乱军，被王顺编为八个营，王顺自号将军，总率其众，麾下有四名“大将”，被拜为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