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祐元年开始，大汉朝廷就开始了军官授田、授职的政策，并且一直延续到如今。到乾祐十一年为止，大汉下属各道州，因战功、退役而充任地方州县乡镇官职的人数，前前后后已达五万余人。
这不是个小数字，除了小部分被委以州县官吏，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分派还乡，抑或就近、就地安排，成为大汉广大乡里吏职。
这也是所谓的“皇权下乡”运动，以勋功人员为主体。受封之人，都是为大汉上过战场，立过功，流过血，以受奖赏。
是故，这些人对朝廷的认可度相对较高，也能切实尊奉朝廷，落实政策。他们有功，有田，有权，背靠朝廷，荣誉威及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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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批人，乃是中央加强对地方影响与管理的有力武器，十年以来，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同时，也代表着，一股古老而传统的力量，再度抬头，那便是军事地主阶级。
然而，凡事有其利，则必有其弊。转职地方的官兵们，不只是担任捕役、差官，维护治安工作，很大一部分人，都承担着乡村的治理工作。
但是，对于一干基本没有文化的丘八而言，让他们打仗，上战场拼命，没有太大问题，让他们治理民生、管理租税、协调邻里，那便很难做到一帆风顺。
因为出自军中，作风强硬，很多人行事都很粗暴，遇事不以理以法，而好以势压人。若仅此也就罢了，这其中，催发了不少下乡之后，作威作福，鱼肉乡里的现象。
遇有纠纷、案件，很多都私下处置，不曾上报官府，偷盗、伤人、奸淫等都算是“小事”了，甚至有的人命事故，都擅自处置。
而对这些乡里“军官”，百姓或畏其权，或慑其威，不敢反抗，有事不敢举于官府。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只是部分现象，但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也就证明这有问题的。
赵砺近段时间，所跟踪调查的，就是这种情况。刘承祐在览其遗奏之后，立刻就引起了重视，而从都察院所收到的监察奏件中，刘承祐翻出了一系列弊端案例。
比如，贝州有一乡长，喜好鞭笞百姓，无论过错大小，皆以五十鞭伺候。
比如，濮州有一里长，治下有案，禁止百姓举状官府，而自决之。
比如，华州有一县尉，以贫田易百姓肥土。
比如，晋州有一巡捕，强占他人妻子，迫害其家......
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官兵退役出身。类似的事件，不甚枚举，可谓恶行累累，遍及道州县镇。而地方的主官们，清明强干，有为整治的有不少，但更多的，碍于这些人地“身份”，多有所顾忌，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把事情闹大，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皇帝也曾说过，这些人，都是大汉的有功之士，是大汉治理乡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赵砺案发之前，他一直致力的，就是对此类共性案件的监察调查，他准备来一个大动作，针对那些官兵出身的地方吏职，进行弹劾，并请皇帝更改政策。然而，事未举，他自身案已发。
此前，刘承祐是没有注意过这些事的，底下的官员也少有汇报的。即便有被法办的，也只是走朝廷正常章程，按照个例来处置的。
然而，当这样的事情，成为地方通病之后，从全局来看，那便成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一直以来，刘承祐所冀望的“皇权下乡”，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经过这么多年，逐渐发展成为了新的弊病。
刘承祐有意削弱地方宗族、豪强的影响，通过这些军功地主、职吏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管理，但从结果来看，似乎也只是替代了那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作用。
乡里军事地主阶级的崛起，只是代表一股新的地方力量，他们与原本的宗族、豪强、地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名义上代表着朝廷，并且相较之下，对朝廷更加顺服。
国初之时，中央权威强盛，他们是天子与朝廷政策意志的延伸，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将与地方势力相融合进化，最后根深蒂固......
有了这层认识，刘承祐突然发现，对于乡村的治理，他还是想当然了。皇权下乡，终究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是一个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在帝制社会的当下，似乎只能在一定时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至于更多的，只是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