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意渐浓，开封城也逐渐向往日的繁华迅速恢复，就像回春的草木，苏醒的虫兽。京师繁荣，喧嚣是其主旋律，无数市井之声充斥于街曲巷道，汇聚在一起，便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强音。
事实上，如果仅论城市的规模，开封城已经足够庞大，但在经济上，则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统一南方带来的福利，还未彻底爆发出来，只待南北官商途彻底打通。
在平南以前，经过整整十年的经营，以淮南为跳板，中原与江南的经济联系已经日趋紧密了。当然，始终是有限制的，毕竟是两方势力，长江广阔却也不如政治上的鸿沟。
不过，随着金陵政权被消灭，吴越主动献土，使得经济上的交流障碍彻底被挪开，只待汇通，北方的商旅可以放心南下，深入苏杭，南方的商贾与物产也可以大胆地向北输送。
但是，距离一些眼界开阔的人而言，眼下的情况，并未如预想中那样发展，干柴与烈火之间，仿佛还有一道透明的水幕相阻隔着。
问题在于，朝廷对江南地区的严密控制与封锁，平南的二十多万水陆大军虽然逐步北撤了一半，但余众与经过整编的地方军队仍旧对整个江浙地区进行着封禁。
就像当年平蜀之后，蜀地与中原交通断绝长达数个月，等经济上恢复联系，则更近一年的时间。区别只在于川蜀对外交通情况确实不便，再加上那场大规模的蜀乱，而江浙则是朝廷有意识的行为。
自金陵陷落到吴越献地，随着朝廷在军政方面的调整安排，江浙地区也经历着一些板荡，主要受刘皇帝的诏令，朝廷在清查、盘点着“战利品”，人口、土地、财税、文化、制度、官吏、豪右......在没理出个头绪，使其归治之前，禁令不会取消。
如果要论热闹，必属东京诸市，尤其是南市。碑柱牌楼间仍留有不少庆典的痕迹，那些装饰的彩带仍在轻风的吹动下微微摇晃，只是明显有些脏了，不复当初的光鲜艳丽。同时，仍能听到一些百姓，对于当日庆典之盛的议论。
韩熙载此时，就沐浴着春光，信步而游，漫步其间，偶尔会停下脚步，听听这些市井之音。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大概是市内最真实的写照了，来往的车马行旅，使得当年经过大扩建的街道都显得拥挤了。
对开封，韩熙载是有些印象的，年轻时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但十多年前的感触还是很深的。那时候，朝廷在西南退了后蜀，在河中平了李守贞，危急的形势得到缓解，为了解决在淮河一线与朝廷的冲突，当时在金陵朝堂并不如意的韩熙载奉命出使了。
那一次北行，刘皇帝与开封城都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开封，归治不久，一切事务勉强算得上安稳，但论及繁荣，却是远不如当时的金陵，然而从那等以强权手段树立并维护的秩序中，韩熙载感受到了朝廷的决心，察觉到了一种昂扬的志气，以为大敌，深为忌惮。
时隔多年，再度北来，却是作为一介降臣了，身份上的转变，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开封的变化，却让他叹为观止。韩熙载是饱学之士，博览典籍，在他看来，如果记录无误，论城市之兴旺发达，或许只有隋唐时期的洛阳可以比拟了，在经济的属性上，当初的长安都比拟不了。
在有识之士眼中，中原北方出现一个大汉这样的朝廷与政权，并不意外，毕竟时势造英雄，天下乱了那么久，迟早会有雄主出，这是历史的规律。
但在十五六年间，就能一改前弊，把国家发展到这种程度，并且基本实现国家的统一，这就有些惊人。或许有前面三代的积累，或许是顺应人心思安的大势，但这个过程中，大汉君臣所付出的努力，经历的艰难，也是不可磨灭的。
而就韩熙载个人而言，内心的感触则更多了。当年因家族卷入叛乱，无奈背井离乡，南渡淮河，其中固然有避难的原因，也在于想在南方的做成一番大事业。
毕竟那时的北方，虽然有后唐明宗李嗣源上台执政，收拾乱局，但积弊难改，内患不止，中枢与地方藩镇之间，还有足够的精力，使劲折腾，内耗不断。
反而是南方的徐知诰，继承徐温的基业，掌控杨吴政权，招贤纳士。那时的杨吴，已经占据淮南、两江之地的广大地盘，政治稳定，民生安定，军事也不弱，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大有可为。
当初在正阳渡，与李谷那一番对赌，是何等的豪情，韩熙载也是意气风发，有足够的自信。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比长江、淮河还要宽阔，没有合适的船，英雄也要兴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