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各城官府，还能收容一些主动来投的汉民百姓，也予以一定保护与救济，等各城的封锁沟挖成，这条生路就断了。至于向南逃难，见机早，走得快的，还有生还的希望，慢人一步者，也逃得没得逃。
进入二十一年十二月后，在大部分官军眼中，除了依附于城镇的那些难民以及一部分杂胡之外，剩下的全都是叛贼。事实上，榆林并不是全境皆反，但是，官军这边，已然如此定性了。
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也是可怕的，人要生存，需要吃饭，需要穿衣，但是，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下，在如此坚决的禁令下，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力，都已经在事实上被剥夺了。
被困在榆林的胡汉人等，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在官府把生路断绝之后，要么等死，要么参与叛乱，与官府作对，如果被剿灭，那还是死路一条。
当然，对于这些后知后觉有从贼之嫌的人，官府并不是完全不给机会，早在之前，刘皇帝就曾说过，提叛贼头颅投官者，可免死。
而这一条政策，将贯穿整个平叛过程。
普通的汉胡平民，在这样的浪潮之中，是极其无力的，一个冬季过去，榆林冻死、饿死、杀死了多少人，谁也不清楚，但是，那些废弃的村寨，横躺的尸体，说明了一切。
当然，在朝廷如此平叛政策下，那些叛军，也极其难受。叛军也是人，也需要吃喝，粮草、武器也需要消耗。
即便通过叛乱初期的大肆的抢掠，获得了大量财富、牲畜与粮食，但那都是一锤子买卖，成千上万的叛军的消耗，同样巨大，坐吃山空，也终有耗尽的一日。
在榆林大乱，各项生产活动荒废的情况下，连抢都没地方抢，榆林就这么大，就这么多人，就这多资源，叛军的军需来源，就更加狭窄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就更为严重。
到十二月时，榆林的各路叛军，彻底按捺不住了，真就感觉陷了朝廷构建的一座囚笼之中。到这个地步，所谓党项复兴，抗汉大义，所有对荣华富贵的奢望，都慢慢消融了，什么也不如吃饱穿暖来得重要，来得现实。
在寒天雪地之际，各路叛军，像无头苍蝇一般，在榆林横冲直撞，到处乱窜，奋力反扑。有冲击州城的，有攻击汉军补给线的，但这两项，也是官军下死力气维护的，叛军自然碰了个头破血流。
相对容易攻击的，是那些运输队伍，不过，行营除了派遣精兵押运之外，还有降了一道命令，事若不济，即行焚毁，若使之落入叛贼之手，军法处置。因此，往来关内榆林的辎重队伍中，往往存在这么一些人，他们的职责不是押送保护，而是随时准备焚毁粮草军需。
想从官军手中抢食，难度确实大，也危险，因此，很快，榆林的“义军”开始互相攻击抢夺粮食物资，只为争取一丝生的希望。很多时候，血拼一场，发现对方除了一条烂命，也不剩什么。
轰轰烈烈的榆林大叛乱，还没有熬过二十一年，就陷入了分崩离析，自相残杀的境地。对此，不论是袁恪还是李继迁，都倍感无奈，当然，这等时候，自顾尚且不暇，又哪里能制约那些叛军了，即便那些人接受了他们的封赏。
如果说榆林叛军中有谁是值得刘昉重视的，大概也就袁恪与李继迁这二人了，他们有手段，有策略，当然，实力也最强，都各拥数万之众，当然，他们承受的生存压力也最大。
这二人，同样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主动出击。夏州那边，在刘昉亲自坐镇的情况下，李继迁不敢南下，于是选择北上，他要去打河套。
盐州的袁恪，也不甘寂寞，经过几番尝试，数度失败，横山难越，关内难入，他选择了尽起贼众，西进灵州，汇合灵州叛众，意图渡过黄河，到河西就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