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即便真按照刘文济的构想去推动，并且最终落实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也谁不知道最终呈现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果。
但是，做事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成功，但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能取得一定进步，就已然意义非凡了。而以刘文济外柔内刚的性格，在没撞南墙之前，是不可能考虑回头的，同时，以他素来谨慎的作风，也很难有事情能让他碰得头破血流。
在端拱三年夏季的时候，随着江南道布政司对娄江学院的“收编”工作完成，皇帝又一纸诏下，着娄江学院掌院王学新，拣精英教授入京，正式开始组建直辖于中枢的吏政学校。
而到了京畿层面，自然不能再向娄江学院那边小打小闹了，逼格、级别都要提上来，同时，也不再是单纯培养“吏”才了，而是一个真正培养官员、奉行精英教育的综合性学校。
为此，刘文济甚至下诏，将国子监都融入到大学堂里，可见其规格之高，不管历届皇帝重不重视，国子监都是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也是文臣官僚、天下士林学子的无限向往之地，其地位是神圣的。
因此，当皇帝要对国子监进行“大学化”改革时，在朝野之间引发了巨大争议，可谓甚嚣尘上，各路保守派人马都跳了出来，从坚决反对到保守争议，各种意见的都有，一时间，非议满京华。
皇帝明显不好惹，于是就有人把注意打倒王学新等筹建大学堂事务的官员、教授身上，各种攻讦与指责，向雨点一般打向王老夫子，说他离经叛道，谄幸媚上，昂头挺胸进京师的王老夫子，被搞得声名狼藉，若不是皇帝在背后支持，还时不时地遣人关怀，在巨大舆论旋涡中，他怕是早撂挑子。
反对声音虽大，但平心而论，对帝国中枢决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上有皇帝强力推动，下有勋贵坐视观望，还有那批经由刘文济筛选而出的建隆宰相们，即便心存异议，也没有在此事上向皇帝发起挑战。
而在这些帝国最高决策圈层之外，还有同样一批人选择支持大学堂的建立，并且一个个战斗力同样不俗。嘴仗的作用不在胜利与否，只是避免舆论一边倒，方便浑水摸鱼，最大的价值也在于让掌权者实现最终的目的。
而刘文济的目的，最终自然是实现了，政法大学堂终究在一种非议不断但有条不紊的状态中，落实成立了。在后期的时候，很多人见事不可违，只能捏着鼻子加入，总不能让帝国的最高学府真落入到王学新这样一个“异端”手中，为了维护正统，暂与“邪魅”委屈合作，也是不得已下的忍辱负重。
到这样的地步，仅仅王学新，已经不足以掌控大学堂了，即便刘文济给他加了一个礼部侍郎衔，也只能成为诸副校长之一。
至于大学堂的首任校长，规格也提得很高，乃是宰相张士逊，而学堂的博士、教授等诸多师长，也都没一个凡人，三馆学士、京中大儒、地方学豪，纷纷扎堆，更重要的是，是朝廷诸部司衙门那些熟稔国事、达于政务的高官大臣们，也被要求定期到学堂教学。地方上述职之封疆大吏，政绩出色、建树有方者，也是一般。
至于随王学新进京的那些“娄江派”师长们，在京城中，就只能伏低做小了。不过，作为早年实践，前期筹划，并在后期参与到大学堂庶务管理的王学新，他的名字也直接印入大学堂的历史，乃至整个大汉帝国的教育史中，这样的名声，对王老夫子而言，也是一种足额的回报了。
师资力量如此，生源自然也不会是凡类，简单地讲，没有身份、没有背景的人，除非你天纵奇才，生而知之，抑或侥天之幸，否则绝对进不了大学堂。
便是如此，政法大学堂的建立，于帝国人才培养机制而言，都是一种大进步、大变革，即便本质上，他只是培养帝国统治阶级精英的地方，基本与黎民黔首绝缘。
毫无疑问的是，大汉政法大学堂，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其帝国官僚摇篮的性质与地位。
ps：在江南道奉诏将娄江学院纳入布政司管理的同时，在北方的燕山南道，也做了类似的操作，只不过收编的对象，乃是由广阳侯府建立的“赵氏家学”，在过去的几年里，经赵氏家学培养有两百多名学生，在毕业后凭借着赵氏的影响，安插到燕南、河北一部分官府为吏
对于这种情况，作为皇帝的刘文济在察觉后，当然不可能允许其再存在。不过，即便收编了，赵家在幽州吏政学院，甚至在整个燕赵地区官场的影响力，却依旧很大程度地保留下来，甚至更加深入。就像赵匡义生前所言，昌其家者为家学，百年之基
而关于“赵氏家学”的情况在京中上层间传开之后，许多人才真正反应过来。主持“赵学”的赵德崇并不为人看重，让人引发感慨的，还得是赵匡义的老谋深算，当然也有人称之为老奸巨猾。
但也到此为止了，就算想要效仿都没机会了，朝廷已经不允许了，尤其是勋贵出身者，毕竟容易被攻击个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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