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惯性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帝国中枢，朝廷一开始也没有太过重视，毕竟滇黔地区的骚乱，又何尝真正平息过，蛮乱而已，闹一闹，也就消停了。
当然对于杀掠汉民之事，是不能姑息的，再者也需要给张士逊面子，于是朝廷给滇黔二道衙司下达了一份措辞相对严厉的敦促令，要求二道严加约束整顿，还民治安。同时，又给二道土司们降了一道制书，要求他们配合大汉官府，维稳滇黔，迅速恢复地区安定。
这样的举措，若是发生在太宗朝，哪怕在康宗朝，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平心而论，到建隆时代，西南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土司们，早就对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
因此，当朝廷制书下达时，响应的土司很少，或者他们似乎并不需要朝廷来干预，安稳过日子的依旧安稳，互相攻伐的依旧打得火热。
而地方官府与驻军，却不敢不把朝廷制令当回事，还是大举出动，重拳出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真心剿贼，一心维稳的，还真就不多。
相比之下，有些官府官军，却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杀戮掠夺蛮民矛盾被激化，更大混乱的到来，也就不出意外了。
察西南治安难定、蛮乱渐剧，朝廷也慢慢重视起来，对两道官府维稳不力，甚至渎职懈怠、阳奉阴违的行为，刘文济更觉愤怒。
于是，从建隆五年到八年，刘文济对滇黔二道从政治到军事进行了频繁的整饬，但是，这种整顿给西南军政带来了剧烈阵痛，也导致原本秩序的进一步失控。
最大的乱事，也就发生在建隆八年秋末，以“滇桂”交界最宁州教合三部（阿月、合资、王弄山）联合举旗反汉起始。
这场叛乱，起初获得云南道司重视的原因，只因为教合三部乃是获得朝廷册封的世袭土司，这种背叛与挑衅，可比一般蛮乱的性质要严重多了。
因此，在得知乱事发生后，最宁州的守军便迅速出击，意图剿灭乱事于萌芽，然后，竟然被三部叛军打了个全军覆没，最宁州由此失陷，乱事也由云南偏僻一小州，向更广泛的地区扩散。
与三十多年前的川蜀起义不同，当年虽然遍地烽烟，义军扎堆，但从头到尾都是以剑南叛军为主，有王小波、李顺这两个起义军领袖。
而发生在滇黔的叛乱，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并没有达成了一个联盟，没有形成统一指挥，似乎就是大伙都对汉人、对大汉朝廷的统治不满了，于是有人牵头反汉了，于是就跟着举起叛旗，或者从中浑水摸鱼，借着混乱扩张势力，在反汉的同时，相互之间依旧没有停止互戕吞并的行为
但就是在这样一场堪称魔幻的“叛乱”中，叛乱的规模与范围却在整个建隆九年里都呈现扩大的趋势，到建隆十年初西南叛乱最盛时，滇黔二道，半数以上的地区都有土司或蛮部叛乱。
而作为叛乱策源地云南，几乎全部沦陷在叛军的烽火中，即便官军凭借着强大实力，始终保持着一个强势地位，但在处处烽火的局面下，在平乱事宜上，依旧显得被动。往往是一乱平，一乱又起，此起彼伏，治乱反复，官军也不免疲于奔命。
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叛军充分发挥其“地头蛇”的属性之外，还因为，同样有诸多汉人豪强，也按捺不住，意图火中取栗。同时，许多饱受官府及土司压榨的下层汉、蛮民，也各自裹聚谋乱。
于是，至少在建隆九年，几乎整个云南道，乱成了一锅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