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寇准为尚书令时，丁谓因“溜须”为其所笑，便生隐恨，在寇准罢相的过程中，也推波助澜，甚至想着将寇准直接黜为庶人，只不过被刘文济拒绝了。
结党营私，也是丁谓一个为人诟病的地方，他的兄弟、侄子，全部都有官职在身，更别提其党徒门生了，比如兖州府赵诀，就出自丁谓门下，特地被他安排到这里操持封禅准备事宜，甚至大胆地以张齐贤故事勉励之。
而所有的短处与缺点，都不妨碍丁谓成为建隆朝名噪一时的能臣名相，过去的十多年，他在朝中历任都察使、财政使、吏部尚书，每一任上，都有实在的作为与突出的贡献，是刘文济手中一把十分好使的刀，尤其用在政事执行与政治斗争上。
尤其在寇准罢相后的五六年中，更是突飞猛进，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斗倒了王钦若，取张知白而代之，又借着封禅之议整垮了韩承均，虽然最终决定权在皇帝那里，但丁谓于其中纵横捭阖、推波助澜，也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今，丁谓只差最后一步，在他看来，只要让封禅大典顺利进行，封禅成功，他就可以藉此登上尚书令的宝座。在韩承均罢相的半年多中，尚书令的职位可空缺着，这是几十年来的头一次，政事堂大权真正由众相公分掌，轮值领班。
虽然，丁谓已然年近古稀，但玩政治的，年龄从来都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权力也素来是灵丹妙药，能够延年益寿。自雍熙年进士入仕，丁谓已经快在政坛打拼四十年了，既到最后的关口，怎能不再拼一把。
需要提一嘴，在建隆时代逐渐发展到它完全形态的过程中，帝国高层权贵之间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尤其在寇准之后，中枢更是山头林立，“群雄争霸”。
各种权力斗争、政治角力，层出不穷，并且，矛盾并不局限于君臣、贵庶、南北这些“固有”的对立之间。就拿王钦若与丁谓之间的争斗来说吧，二人都觊觎首相之位，也都想做庶族官僚第一人，成为皇帝最倚重的大臣。
同出自南方，但出身履历是两种典型代表，上升到狭窄的政事堂，在权力名利之上，矛盾更加尖锐，几乎互视为异端。这其中，也未必没有皇帝放纵的原因。
而王钦若最终倒台，明面上虽有党同伐异、徇私渎职等罪名，但根本原因在于，他私结宦官，窥探内廷，犯了皇帝的忌讳。
在建隆朝一种极度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之中，随着人来人去，新旧交替，原本那种界线分明的政治斗争形势，却逐渐变得混沌起来，贵族集团与庶族集团之间，参差交汇、盘根错节，依旧矛盾重重，但合流的情况也不少见。
而朝廷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理性的斗争，政局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稳定，最大的功劳，却得落在皇帝刘文济的头上，因为他成熟的灵活的政治手腕。
刘文济虽无法同世祖、太宗相比，但在建隆时代，他也的的确确是帝国的定海神针。很多人潜意识里对这个皇帝不满意，但很少去思考，如果没有这个皇帝，帝国将会走向何方，他们又将如何自处
山下的五色祭坛再度恢复到六十年前的瑰丽，山间的梯级再度经过扩张与整葺，有如天街，直通天庭，山上的功德碑
拾级而上，至登封坛下，丁谓一行人不由住步了。六十载的风霜雨露，让功德碑身上满是岁月的痕迹与积淀，那浸透着世祖辉煌功绩的历史厚重感，让每个人心头都仿若压上了一块石头。
没有多少犹豫，丁谓带头向世祖的功德碑行叩拜大礼，只是，稽首之际，丁谓心情格外沉重，望着大碑边为刘文济准备的小碑时，甚至生出了些恍惚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但却是丁谓鼓吹推动封禅以来，第一次从内心感到彷徨与不安。丁老相公情绪的变化，没能瞒过人，但旁人难明其意，巡视既毕，对赵诀这个门生的表现也只是简单夸奖了两句，并点出为封禅搞得兖州物匮民疲之事，让他好生在意，銮驾将至，不要闹出什么不好看的场面，坏了封禅，谁也担待不起。
而回馆驿下榻后不久，丁谓就病倒了，这病来突然，导致他连封禅大典都没能参与，同时也丢掉了唾手可得的尚书令之位。
刘文济起先还真打算让丁谓干几年首相，但身体有亏，那就没办法了，最后让时任尚书仆射的陈尧佐捡了个便宜，曹利用进位兵部尚书，王增任工部尚书，张俭接替丁谓担任吏部尚书。
当然，刘文济也没有亏待丁谓，以其为尚书仆射，继续担任“副相”的同时，还加他司空衔，依旧位极人臣，但从结果来看，丁谓颇受打击。
建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三，大汉帝国刘文济封禅泰山，时年五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