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坦然承认，微微颔首：“是的，二长老！代价巨大，我们的一些‘朋友’也付出了惨重的损失，组织内部需要时间重整，但最终，理性战胜了疯狂。”他没有具体说明“朋友”是谁，也没有详述“重整”的含义，将关键信息模糊处理，反而更显真实。
二长老沉吟片刻，缓缓道：“稳住局面，是第一位的，你们辛苦了。”
这句话，既是对结果的认可，也包含了对过程复杂性的理解和对严飞所声称的“非常规手段”的默许。
“后续的善后和评估，要尽快报上来。”
“明白。”严飞简洁回应道：“我们会处理好后续，确保成果稳固。”
通讯结束。
二长老靠在椅背上，久久不语。
严飞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危机在他的强力干预下解除，过程艰难甚至黑暗，但结果符合预期。
这进一步强化了严飞作为一条能直通对方核心、并能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内线”的极高价值。
虽然代价高昂，但相比于金融体系崩溃或战略项目夭折，这个结果无疑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值得庆幸，对严飞的信任和依赖，在最高决策层中，由此变得更加深刻和复杂。
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大厦，副主席办公室。
玛格丽特·维斯塔格的办公室并未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相反，只有她桌角的一盏台灯亮着，在宽大的办公桌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照亮了她面前那份刚刚结束的、与严飞进行加密视频通讯的记录摘要。
通讯已经结束，但严飞那句“基于全球经济稳定的大局，我已确保美方资本的攻击行为终止，希望欧盟方面也能相应展现出灵活性，逐步解除那些紧急状态下的金融防御措施……”
听起来像是一个建议，但其背后不容置疑的意味，以及那种仿佛上帝俯视人间般、单方面宣布局势已受控的姿态，让维斯塔格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和深深的警惕。
她端起已经冷掉的咖啡，抿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
作为欧盟竞争与金融稳定的负责人，她经历过无数次危机谈判，与华尔街大鳄、与美国财政部、与各国政要唇枪舌剑。
但这一次，完全不同。
对方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传统的机构，而是一个名为“深瞳”的神秘实体，一个叫严飞的男人，他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却似乎拥有瞬间平息一场全球金融风暴的可怕能力。
“审慎评估并逐步调整政策……”她低声重复着自己刚才给严飞的回复，这并非完全的推脱之词，而是她真实心态的反映。
她按下内部通话键：“安娜，立刻请经济与金融事务总局局长、法律服务处处长，还有欧洲央行市场操作部的负责人，一小时内到我办公室，另外，通知srb（单一处置委员会）主席线上待命。”
等待的间隙，她快速浏览着实时数据。
屏幕上，之前如同脱缰野马般暴跌的欧洲主要股指确实开始企稳，甚至出现了微弱的技术性反弹，之前监测到的、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恶意抛售流量，如同被一只无形巨手骤然掐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严飞说的话，至少在这一刻，被市场验证了。
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轻松，反而更加沉重。
他能如此轻易地启动攻击，又能如此轻易地叫停攻击。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洲金融市场的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竟然系于这样一个非国家实体、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物的一念之间？
这种脆弱性和依赖性，让她脊背发凉。
一小时后，小范围的紧急会议在她办公室召开，气氛凝重。
“情况大家都了解了。”维斯塔格没有废话，直接切入主题：“攻击似乎停止了，但我们需要知道，这是暂时的喘息，还是真正的结束？我们刚刚实施的防御措施，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调整？”
经济总局局长率先开口，语气谨慎：“市场确实出现了初步稳定迹象，流动性紧张略有缓解，但是否是陷阱？如果我们贸然解除防御，对方是否可能卷土重来？我认为需要至少24-48小时的持续观察。”
法律处处长眉头紧锁：“我们的紧急措施是基于确凿的‘恶意市场操作’证据和欧盟条约的相关授权，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现在仅凭一个非官方实体的一句承诺就立刻撤销，法律上缺乏依据，也可能被视为欧盟立场不坚定，甚至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
央行代表补充道：“从操作层面，立刻全面撤销所有措施确实不现实，但我们可以考虑分步骤、有条件地进行调整！例如，首先放宽对非重大交易结算的延迟，观察市场反应；然后逐步缩小禁止裸卖空的股票名单；最后再考虑完全恢复正常状态，这个过程必须可控，且可逆。”
srb主席的声音从扬声器传来：“我同意渐进式调整，但同时，我们必须加强监测，严飞所谓的‘确保美方资本终止攻击’，他是如何做到的？这背后是否意味着他对美国金融体系拥有我们不了解的影响力甚至控制力？这对欧洲的长期金融安全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评估！”
维斯塔格认真听着每一位下属的意见，他们的话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不信任、警惕、以及维持欧洲自主决策权的绝对必要性。
她最终做出了决定：“好的，基于目前的情况，我们做出如下安排。”
“第一，立刻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别小组，24小时监控所有金融市场动态，尤其是来自北美方向的资金流动，任何异常立即报告。”
“第二，采取‘分步、有条件、可逆’的原则调整我们的防御措施。具体方案由经济总局和央行共同拟定，我要在明早开盘前看到草案。”
“第三，法律处准备一份说明文件，阐述我们调整政策的依据是‘市场状况改善’，而非任何外部压力或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