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强硬派的激烈反对，此次紧急会议并未能形成立即停止所有金融对抗行动的明确决议。
最终，会议在一种无奈的僵局和不祥的预感中休会。
重量级阁僚和顾问们面色凝重地陆续离场，沉重的木门一次次开合，带走嘈杂，却留下更深的焦虑阴影。
然而，就在首相和几位核心温和派成员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后，会议室内却意外地留下了几个人。
以大藏省官房长官（相当于办公厅主任）为首，包括财务官、主计局次长在内的几名高级事务官僚并未立即离开。
他们默契地留了下来，仿佛还有未尽的“程序”需要完成。
宫泽弘一副局长也在其中，他脸色灰败，机械地收拾着身前的文件，指尖冰凉。
官房长官清了清嗓子，声音在空旷了许多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冰冷的公式化腔调：
“诸君，”他环视留下的几人，目光最后落在宫泽身上，“关于此前‘调整我国债持有结构’以应对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决策，虽然事态后续发展超出了初期预估，但基于当时紧急状况下的综合研判，其决策过程本身，是遵循了既定规程的。”
他顿了顿，用词极其谨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水里捞出来的：“该决策经由大藏省、日本银行及内阁府相关部局多次联席会议充分审议，最终由大臣阁下基于多方提供的专业报告及风险评估，裁定执行。相关会议纪要、报告及签呈文件，均已按规定归档备查。”
财务官立刻接口，语气同样平稳得不带一丝波澜：“是的。所有流程符合《财政法》及《外汇法》相关条款对‘非常时期资金运用’的授权范围与程序要求。决策的责任主体，是当时的联席会议集体。”
主计局次长推了推眼镜，补充道：“市场反应存在滞后性与不可预测性，尤其是外部力量的针对性反制，属于‘不可抗力’范畴。决策当时的依据是充分且合理的。”
三人的话语，像三块冰冷坚硬的巨石，一字一句地垒砌起来，构建起一个无懈可击的、名为“集体决策、程序合规”的堡垒。
宫泽弘一低着头，听着这些滴水不漏的官话，心脏一点点沉入冰窟。
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在分析得失，这是在定调子，是在进行“责任切割”的事后确认。
那个导致如今被动局面的、抛售美债的决定，被牢牢地定性为“集体”的意志，“合规”的程序。
没有任何个人需要为此承担具体责任，因为责任被完美地稀释并封存进了厚厚的档案卷宗和那无数次“联席会议”的模糊概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