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虽暂得安身之所，但目睹中原板荡，百姓流离，而自身兵微将寡，前途渺茫，常郁郁不乐。期间，得遇名士水镜先生司马徽。水镜先生见刘备胸怀大志而仁德布于四海，却困顿蹉跎，叹道：“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可惜啊可惜！”刘备忙问其详，水镜却只笑而不语，最终经不住刘备再三恳求，方道：“卧龙者，诸葛孔明也。其人身居隆中，却洞观天下，有经天纬地之才。将军若欲成大事，或可往访之。”
刘备求贤若渴，遂引关羽、张飞，备厚礼，亲往襄阳城西二十里之隆中，拜访诸葛亮。首次不遇，二次又值其外出。直至第三次，方得见其面。君臣一席“隆中对”，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定下“跨有荆益，联吴抗曹”的鼎足之策，听得刘备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当即拜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感其至诚，遂应允。刘备得此大贤，如鱼得水，开始在新野积蓄力量，默默等待时机。
江东，吴郡。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了江东小霸王孙策，于丹徒山狩猎时，遭许贡门客刺杀，重伤不治，英年早逝。临终前，召张昭、周瑜等托付后事，命其辅佐年仅十八岁的弟弟孙权继位。
孙权年少继位，内有权臣，外有强敌，山越未平，人心浮动，局势危如累卵。然而，孙权展现出与其年龄不符的沉稳与权谋。在张昭（负责内政外交）、周瑜（执掌军权）等重臣的鼎力辅佐下，他一方面极力安抚以顾、陆、朱、张为首的江东本土士族，承认并尊重他们的利益，换取内部稳定；另一方面，则依靠周瑜、程普、韩当等孙策旧部，牢牢掌握着核心的军事力量，迅速稳定了局势，避免了权力交接时的动荡。
面对北方曹操与袁绍的官渡决战，年轻的孙权采纳了张昭、周瑜等人的建议，选择了最符合江东利益的“坐观成败，稳守江东”之策，未轻易卷入中原大战。而是将目光投向内部和南方，一方面继续清剿境内的山越势力，巩固统治；另一方面，派遣将领向南方的庐江、豫章等地扩张，征讨不服的地方势力，如黄祖等，一步步地壮大自身的实力和地盘。
孙权以其冷静的头脑和灵活的手腕，在危机中稳住了江东的局面，并开始蓄力，等待着属于东吴的机会。天下大势，因吴笛的崛起与河北的剧变，正悄然加速着其演进的过程。所有目光，或明或暗，都聚焦于北方那片焕发新生的土地，以及那个带来这一切变革的“妖人”吴笛。
青冀二州大地上的生机勃发，如同最有力的证词，证明了吴笛所选道路的力量。但这并非终点，对他而言，那只是验证了一种可能性。他的目光早已投得更远——他要将这套基于“万民之力”的体系，在其根基所在的并州，以及所有治下疆域，进行更深、更广、也更彻底的制度化构建。
这不仅是一场治理变革，更是一场旨在重塑世道人心、移风易俗的文化与社会革命。其核心，便是那看似朴素，却直指根基的“五讲四美”，以及一套前所未有的《并州新法》。
并州首府晋阳，原州牧府邸，现已成为新政的总指挥部。吴笛并未坐在深堂之上，他更多的是出现在刚刚挂牌成立的“并州文明新风学堂”里。
堂下坐着的，并非稚龄学童，而是来自各郡县的首批官员、军中挑选出的识字教导员、以及部分主动前来听讲的乡老。吴笛的声音清晰而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诸位，‘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圣人之言，而是要让其融入我等治下每一位子民的日常言行之中，成为如同吃饭喝水一样的本能。”
他环视众人，目光如炬。“为何要讲？因为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礼崩乐坏的世界。我们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拥有最基本的尊重与善意。‘请’、‘谢谢’、‘对不起’，这几句话，要让它从官衙说到田间，从军营传到市井。见了长者要问候，公共场合莫喧哗，不随地便溺，不乱丢秽物，行车走人靠右行，遇事排队莫拥挤……这些，便是秩序，便是文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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