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普里兹伦是一位沉静的老人，那么米特罗维察，便是一位在风暴中长大的青年。他不甘沉默，不愿妥协，骨子里有一种野性和锋芒，又隐隐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孤独。
这是我在科索沃境内的最后一站，也是我踏入巴尔干深处以来，情感最复杂的一城。
我在《地球交响曲》上写道：“米特罗维察不是一座可以轻易定义的城市，它是一把拉开的提琴弓，弦在紧绷中奏响——音色或悲怆，或希望，全凭听者心境。”
进入米特罗维察的那天，天色阴沉，易河缓缓穿城而过，河水没有声音，却仿佛在低语。
我站在那座着名的伊巴尔桥中央。桥并不长，却仿佛横亘了两个世界。桥南，是阿尔巴尼亚族社区，颜色鲜艳、咖啡馆林立、墙上常见科索沃国旗与涂鸦艺术；桥北，是塞尔维亚族的生活区，街头挂着塞尔维亚国旗与东正教圣像，气氛更为内敛与警惕。
桥中段设有花坛和安全屏障，但来往的人们都走得极快。警察巡逻时眼神沉默，仿佛这条桥不是联通的脊梁，而是一道紧绷的神经。
我在桥中停留良久，试图在这静止的张力中捕捉一种属于城市的呼吸。就在这时，一位街头卖花的小女孩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是一座断桥，背景是涂成两种颜色的天空。背面用阿尔巴尼亚语写着：“连桥也会哭。”
我蹲下来问她：“你画的吗？”她点点头，眼神清澈。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一座城市内心的伤口，被一个孩子的图画温柔地揭开。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在那页空白上写下：“有时，最尖锐的分裂，竟是从最安静的地方开始。”
我刻意安排了两天时间，分别深入南北两个区域。
第一天，我漫步于南区市集。这里喧闹、多彩，街头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橄榄、蜂蜜、羊乳奶酪与缝制皮鞋的摊子一路铺开，空气中混着炖肉与炭火的香味。
一位卖石榴汁的大叔热情地招呼我，听说我来自东方，竟讲出一口不太熟练的中文：“欢迎你！”
我坐在街边小椅上，他为我倒上一杯浓郁的黑咖啡。我问他这里的年轻人去哪了，他指指上方：“都想离开这里，到山的另一边，或是山的更远那头。”
那天，我走入一家专门售卖刺绣与木雕的小店，店主是一对兄妹，他们告诉我自己在经营祖父留下的店铺。“每件东西都带着一段记忆。”妹妹说。
第二天，我穿过伊巴尔桥，走进北区集市。这里一切似乎变慢了。街上人不多，摊位安静地陈列着香肠、葡萄酒、圣像、毛毯、旧时收音机。
我在一家书店驻足，一位中年女店主微笑着递给我一本斯拉夫诗集。她说：“我们这里很少有旅人进来。但书会留下。”她还指着书架上一排空隙说：“那是我故乡失火时烧掉的那批书。我保留着这个空位。”
我还在一家老唱片行找到了几张上世纪的南斯拉夫黑胶，店主轻轻放下针头，一首《晨光之下》缓缓响起，空气仿佛凝固，我站在那里，感到一种时间的缝隙缓缓打开。
我写下：“南与北，不只是方位，是历史的两段呼吸，是城市心脏的双重律动。”
在米特罗维察的郊外，有座沉静的幽谷，那是特雷普查矿区。
过去，这里是南斯拉夫重要的矿脉，出产锌、铅与银，曾象征着工业奇迹与共和国的脊梁。如今，多数矿井封闭，废弃铁轨被野草覆盖，锈迹像一种无声的侵蚀。
我跟随一位退休矿工安德烈进入矿井。他已经七十多岁，背微驼，声音低沉，却仍记得每一条通道的名字。
“以前我们在地下唱歌，”他说，“就像在黑暗中互相点灯。”
我们走到井口最深的岔道，他打开一只旧铁盒，里面是几张黑白矿工合影与一颗被打磨过的石头。他递给我：“这个是铅锌混合矿，我们那一代的日子就是它磨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