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巴特那的那天清晨，恒河畔的晨雾还未散去。我站在渡口，看着太阳穿过氤氲，映照在河面上，像极了某种庄严的告别仪式。这座城市给了我一段沉静的时光，一种从佛陀足迹中触碰文明起源的错觉。而我知道，地球交响曲的音符不会在此止步，它仍要流动，要穿越新的地形与人群，去倾听人类在土地上的低语。
而我要前往的，是同属印度东部的比哈尔邦腹地。
这个地方，在地图上并不起眼，却拥有着厚重得令人敬畏的历史脉络和真实到令人心疼的现实面貌。它像是一位年迈的老者，曾拥有灿烂辉煌的过往，如今却在角落里低声自语，等待着重新被倾听。
我乘坐一辆破旧的长途巴士，沿着北方公路一路南下。道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田野，麦田、甘蔗、稻谷错落有致，土地湿润而肥沃。若不是时不时路边裸露的砖房和残败的牛棚，你很难想象这是一片长期被视为“印度最贫穷”地区之一的土地。
巴士在一个叫那兰陀的小镇短暂停靠。这里曾是佛教辉煌时期世界最着名的学府所在地——那兰陀大学的遗址就坐落于此。
我下车徒步而入。穿过一片破败却仍有灵气的石墙，仿佛穿越了时间的边界。昔日的佛法讲坛，如今只剩下空旷的方形院落和凌乱的石阶，但当我站在中轴通道上望向尽头，竟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来自智识的力量。
导游是一位本地年轻人，名叫安尼尔。他指着残垣说：“这里曾聚集着来自东方与西方的僧侣，也许你的祖先也在这里听过课。”
我苦笑着摇头，却不忍打破这份诗意的想象。
我问他：“你认为比哈尔今天还记得自己曾经的荣耀吗？”
他笑了，语气轻，却直指人心：“这片土地记得，只是现在我们没时间去想它。”
我沉默良久。是啊，在生存面前，荣耀与记忆往往只能暂时被搁置。
当我再次望向那些被风雨剥蚀的石碑，忽然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千年前的讲坛仍在低语，而我只是路过的听众。
离开那兰陀后，我在比哈尔境内多地穿行。每一座村庄，每一片田野，每一条小溪，似乎都用一种安静而沉稳的方式告诉我：这里的人们从不靠浪漫活着。
在一个叫杰哈纳巴德的小镇，我遇见了一个正在放牛的少年。他叫苏南，只有十二岁，却已经承担起照顾三头家牛和家中年迈母亲的责任。
我陪他在村头水渠边坐下，看他用一只铁罐舀水喂牛。我问他有没有读书的机会，他低头说：“去年家里断了奶牛的钱，我就退学了。学校离家太远了，骑车要一个小时。”
“你想学什么？”我试探着问。
他想了想，说：“我想学电工，将来村里的人家就不用等外面人来了才能修灯。”
多么朴素的梦想啊，在城市里或许只是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小事，却在这里成为一个孩子的目标。我望着他的眼睛，那不是沮丧，不是放弃，而是一种倔强的点燃。
我试着为他画出一张村庄电路图，他看着那些线条，眼睛里多了一种渴望的光。
离开他时，他用牛粪在土墙上写了一句印地语，我请人翻译，大意是：“有些人走在田埂上，不说话，也发光。”
我把它记在了笔记本上，那是比哈尔送给我最质朴的诗句。
比哈尔不只是农田和遗址，它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政治与改革的荒诞现实。
在贝加乌萨赖，我恰逢一次乡镇选举。那天全镇沸腾，竞选人站在破旧的皮卡车上，手持麦克风高喊承诺，有的甚至拉来鼓队、舞狮，热闹得像一场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