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出生于一九零四年，到现在已经是七十九岁高龄。如今的他已是满头白发一脸皱纹。
他在建国前就是创作力惊人的作家，迄今已有几百万字作品问世，可谓着作等身。加上大量的社会工作，已经戕害了他的身体。尤其是在七二年妻子着名作家萧珊去世后，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从那时起就处于退休养病的状态。他虽然兼任《收获》主编，却不负责具体事务。
巴老笑完，又道：“朝阳你的处女作是发表在《青年作家》上的吧？”
孙朝阳恭敬地回答：“是的，也就是这次的获奖作品《棋王》，青年作家创刊号上还刊载了先生的文章，后辈能够把小说发表在那期，排在先生后面，诚惶诚恐。”
巴金：“你的小说我看了，很有趣，写得好。那种诙谐幽默，以及骨子里的乐观是咱们四川人特有的。四川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不安逸。即便生活再困难，也要想办法把日子过得有意思。正所谓，只要死不了，就得涮坛子。”
孙朝阳和巴金的秘书都同时笑起来。
巴金又道，他眼睛不好，尤其是五十岁以后老花得厉害，读书看报很吃力，又长期躺在医院病床上，很是烦闷。咱们文人，一天不读书，就好像菜里没放朝天椒，总觉得少了些滋味，不吃辣椒就不懂得革命。
他的两个娃娃都生在上海长在上海，饮食习惯和上海人一样，自己却跟他们吃不一块儿去。
娃娃们说，现在的小说都写得挺苦，怕他读了心里难过，影响休息。
“但不看书也不行啊，于是娃娃就拿了些轻松的书给我看。”巴金说：“其中就有你这个小老乡的《棋王》。”
孙朝阳：“惭愧，那书是我乱写的，入不得先生法眼。”
巴金：“咱们作家，进行艺术创作，首先就别想我一定要表达什么宣传什么控诉什么，不要一开始就想要塞给读者你的价值观。文章，最重要的是可读性，至于你的观点，不过是附带。读者读了你的书，觉得好了，才会潜移默化接受你的观点。就好象我当初创作家春秋的时候，仅仅是想写爱情，写当时候年轻人对新生活的向往。”
孙朝阳：“对对对，小说首先要好看。如果一本故事书不好看，那就太搞笑了。”
巴金问：“刚才你和其他作家在观念上有分歧，我个人认为，西方文学还是有好的值得学习的地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孙朝阳忙说是是是，又鼓起勇气道，先生，后辈觉得，中国作家首先要写的是是中国自己的故事，写中国自己的故事给中国人看。中国小说起源于《搜神记》《唐传奇》经过民间口口相传，又经过茶馆说书先生二次创作，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演绎形式，这才有四大名着。新文化运动固然引进西方的一套创作方法，但骨子里还是传统的一套东西。西方意识流也好、魔幻现实主义也好，后现代主义也好，对我们来说好像很摩登，好像很潮流，其实演绎的也是他们传统文化里的东西。比如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以马尔克斯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中有大量的西方神话、美洲土着人文风俗，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古典的。况且，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霍乱流行时的爱情》可是一本标准的现实题材小说，也是他影响力最大一本。
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盲目追求西方潮流，以为那才是最先进，最时髦的，却不知道，那些所谓的西方流派对欧美人来说，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若强要去学，就是画虎不成。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还是要从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用最简单朴素的语言写出人民群众乐意去看且看得懂的故事。
后辈在平时读书学习的时候，专一挑老作家们的作品阅读，每每都有不小的收获。《水浒》是后辈案头必备书籍，孙梨先生的白洋淀系列，老舍先生的所有小说，茅盾先生的乡村三部曲，都是我最爱的作品。
孙朝阳最后道：“在后辈看来，这几位先生的艺术成就，并不输于西方的所谓文学大师，输于那什么诺贝尔奖作家。我们这一代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青年作家因为历史原因，被突然涌入的大量信息弄蒙了，心乱了，甚至对欧美纳头便拜，后辈深为不齿。我以为，咱们应该有文化上的自信，思想上的自信。”
他在说话的时候，巴金点了一支烟，默默听着。
等孙朝阳说完，巴金微微颔首：“创作要允许年轻人勇敢探索，但也要允许作家守卫传统，最后不也是为了繁荣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殊途同归。”
二人谈话中，巴金的秘书一直拿着笔记本和钢笔在旁边记录，听到这话，忙记下来。
巴金递了支烟给孙朝阳，孙三石同志忙说自己不会。巴老又让秘书拿了糖果过来，笑着说自己血压高，儿女都不许他吃糖，但还是忍不住偷偷藏了一些。
四川人嘛，爱吃，会吃，但吃得却不讲究。
接下来，巴金也不跟孙朝阳谈文学，就问他现在成都的情形，问大慈寺现在怎么样，银杏树还好吗？孙朝阳回答，大慈寺在特殊时期受到过冲击，现在已经恢复了，银杏长得好，每到冬天，黄叶落了一地，很好看。对了，东城根街的白果树也长得好，就是环卫工人不解风情，每天一大早就把叶子扫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