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传来的第二封公文，帛面光滑，印泥鲜红，措辞依旧保持着士大夫的典雅，却已然褪去了最初的客套与试探，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州之主不容置疑的权威与明确的催促。**十日之期**，像一道冰冷的枷锁，带着无形的压力，牢牢套在了刘擎与林凡的脖颈上。然而，比这明确期限更令人窒息的，是徐庶用命换回的那个石破天惊的秘密——伏牛山深处，竟可能隐藏着一支与搅动天下风云的董卓集团相关的精锐武装！
偏厅之内，门窗紧闭，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雨将至前的闷热午后。油灯的光芒不安地摇曳，将三人紧锁的眉头和沉凝的面色映照得忽明忽暗，仿佛他们内心正在经历的惊涛骇浪。
“十日……刘景升这是在给我们划线立威。”林凡的声音低沉，指尖无意识地反复敲击着那份摊开的公文，发出笃笃的轻响，仿佛在叩问未来的棋局，“他新官上任，火势正旺，急需找一块合适的磨刀石来立威，以便更快地整合荆州偌大的地盘和错综复杂的势力。我南郡新定，主官更迭，又逢曹寅这等劣迹斑斑的前丞出逃，在他眼中，或许正是最合适、也最需要敲打的对象，用以警示其他那些尚且观望甚至心怀叵测的郡县。”
刘擎苦笑一声，抬手用力揉了揉发胀的眉心，疲惫中带着一丝无奈：“即便知道这是下马威，是鸿门宴，我等又能如何？州牧相召，名正言顺，乃朝廷法度。若逾期不至，便是公然抗命，授人以柄，正好给了他发难的理由。届时，只需一句‘藐视上官，心怀异志’，便可调动州兵前来‘问罪’，我等待时百口莫辩，之前所有努力皆付诸东流。”
“去，自然要去。但如何去，去了说什么，如何说，说到何种程度，却是决定生死成败的关键。”徐庶接口道，他虽面容带着连日奔波的疲惫，眼神却依旧如鹰隼般锐利，闪烁着冷静分析的光芒，“伏牛山之发现，虽险恶至极，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抵在我等喉间，却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若直接和盘托出，毫无策略，或恐引火烧身，被刘表认为我等治理无方，境内竟藏匿如此巨患而未能察知或清除，正好借此剥夺我等权柄；但若运用得当，巧妙周旋，或可反客为主，将这场危机转化为我等与州牧共同面对的危机，从而争取主动。”
林凡点头，眼中闪烁着深思熟虑的光芒：“元直兄所言，正是破局之思。刘景升的首要目标，无疑是稳定荆州，巩固其权位。任何威胁到荆州整体稳定的事情，都是他的敌人，无论这威胁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伏牛山之敌，潜藏极深，实力不明，其背后若真与董卓这头豺狼有关，所图必然极大，绝非祸乱一郡一县之事，其兵锋迟早会指向整个荆州腹地。此已非我南郡一地之患，而是关乎整个荆州安危的心腹大患！我等或许……可以借此极力强调南郡作为荆州北面屏障、抵御来自中原方向威胁的战略重要性，以及我军在此特殊地缘形势下不可替代的价值。唯有我等在此，方能为他挡住北方的风雨。”
“祸水东引？不，更准确地说，是危局共担，责任转嫁。”徐庶精确地修正道，“关键在于，需让刘景升清晰地明白一个逻辑：欲安荆州，必先稳南郡；欲稳南郡，必先除伏牛山之患；而欲除伏牛山这心腹之患，非我‘擎字营’这股熟悉当地复杂情况、且已与之间接交手、结下仇怨、士气可用的新锐力量不可。外调之军，人地生疏，难竟全功，徒耗钱粮。如此，或可争取到他的支持，至少是默许和有限的资源倾斜，让我等能继续掌控南郡军政实权，专心对付眼前这迫在眉睫之大敌，实则也是为他刘景升扫清隐患。”
策略的方向渐渐清晰。但如何具体操作，如何在刘表那等老辣深沉、精通权术的政治人物面前，既不过于锋芒毕露惹其忌惮，又能恰到好处地展示肌肉和困难，既显得恭顺服从，又能守住核心利益，这其中的分寸拿捏，仍需字斟句酌，反复推演。
就在三人围绕此核心策略反复推敲细节、模拟各种可能情境之际，关于新任州牧刘表其人事更为详细的信息，通过各方渠道，尤其是徐凡的侦骑多方打探、石韬整理的过往公文邸报以及一些私下的人情往来，开始源源不断地汇聚到郡守府，逐渐拼凑出一个更加立体、也更令人敬畏的形象。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乃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是正儿八经、根正苗红的汉室宗亲，这份血缘优势是刘擎目前难以比拟的。其人身高八尺余，姿貌温伟，是典型的美男子兼身材高大的形象，年少时便已知名于世，与七位贤士同号为“八俊”，天下闻名。他并非只会空谈的文人，曾担任过北军中候，掌监京师禁军（北军五校），对军事并非一无所知，甚至可称知兵。董卓掌权后，为拉拢名士，装点门面，才表其为荆州刺史（后很快转为州牧，权柄更重）。然而当时的荆州，绝非什么富饶安稳的乐土，反而是一片烂到极致的摊子：宗贼（地方豪强武装）横行，各行其是；袁术屯兵于北面的鲁阳，对荆州虎视眈眈；苏代、贝羽等草莽之辈各据州县，政令不出州治，堪称四分五裂，危机四伏。
而刘表接下来的操作，堪称教科书般的乱世枭雄上位史，充分展现了他的胆魄、权谋和决断力。他竟敢匹马入宜城，单枪匹马闯入这龙潭虎穴，显示出惊人的勇气和自信。旋即，他做出了最关键、最正确的决定：争取本地实力派豪族的支持。他亲自拜访了南郡最具声望和影响力的望族蒯氏兄弟——蒯良（字子柔）、蒯越（字异度），以及手握私兵、控制襄阳地区的豪强蔡瑁（字德珪）。
“据多方情报汇总，刘景升初至，便问计于蒯良蒯越。”石韬捧着几份从不同渠道收集来的、略显零散的过往信函抄件和口述记录，向刘擎林凡详细汇报，“蒯良答曰：‘夫仁义之道，治国之本。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劝其广施仁政，收揽民心。而蒯越则更为务实犀利，直言道：‘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方今荆州纷乱，袁术、宗贼皆非仁义可化之辈。’并献上具体策略：‘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勇而无谋，可诱之以利，抚之以仁，而后伺机诛其无道，恩威并施，则荆州可定。’”
“好一个‘治乱者先权谋’！好一个‘诱之以利，诛其无道’！”林凡闻言，不禁低声赞叹，眼中露出凝重之色，“这蒯异度绝非寻常迂腐书生，乃是深通权术、洞悉人性、手段狠辣的干才！刘表得此二人倾力相助，真如猛虎插翅！”
“正是如此。”石韬继续道，语气中也带着一丝敬佩，“刘表完全采纳了蒯越之谋略。一方面示之以恩义，拉拢安抚可争取之辈；另一方面，则利用蒯氏、蔡氏在当地庞大的影响力和情报网络，精心设计，于宴席间一举擒获并诛杀宗贼头目五十五人！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随后迅速派兵吞并其部众，消化其力量。同时，大力招抚流亡百姓，开放学官，博求儒士，安定人心。短短数月时间内，便以雷霆手段初步稳定了荆州北部局势，原本观望的江陵张虎、陈生等势力也望风归降。其手段之老辣，行动之果决，心肠之刚硬，绝非寻常儒士可比，实乃乱世中一代枭雄之姿。”
听到这里，刘擎、林凡、徐庶三人面色更加凝重，仿佛感受到一座无形的大山正向南郡压来。这位新任州牧，绝非易与之辈。他不仅有汉室宗亲的大义名分和名满天下的声望光环，更有高超绝伦的政治手腕、狠辣果决的权谋之心，且已经成功初步整合了荆州最具实力的本土豪族力量（蒯、蔡），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与这样的对手打交道，在其麾下求生存、图发展，无异于与虎谋皮，稍有不慎，行差踏错，便可能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巨大的压力之下，所有的准备工作都以最高的效率、最谨慎的态度展开。
刘擎亲自督促，以石韬为首的文吏团队日夜赶工，将南郡近年来的户籍、田亩、赋税收入、府库库存、兵员数额、装备情况、边境防务等核心数据，整理编纂成一份详尽而又重点突出的汇报文书。文中既如实反映了曹寅乱政留下的烂摊子（巧妙地将大部分问题归咎于前任），又着重强调了刘擎林凡接手后，如何迅速平定叛乱、大力整肃吏治、安抚流民、推行屯田、改革军制、整训郡兵等一系列“新政”及取得的初步成效，字里行间竭力凸显出一种励精图治、忠于职守、对荆州牧乃至对汉室朝廷无比恭顺的姿态。
林凡则主要负责智囊层面，与徐庶一起，精心准备应对刘表可能提出的各种刁钻、敏感问题。从南郡的具体军事布防方略到庞大的财政开支用度，从地方人才的察举荐拔到对当前天下大势的见解看法，他们都反复模拟推演，预设多种答案，力求最终的回答既能显得谦恭得体，充分尊重州牧权威，又能于不经意间暗中彰显自身的能力、价值和不可替代性，尤其是强调其在应对北方潜在威胁（包括伏牛山）方面的特殊作用。
另一方面，针对伏牛山这个最敏感、最危险的话题，三人经过彻夜商讨，达成了高度一致的策略：暂不主动提及，但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刘表问及郡内治安状况或曹寅下落等相关问题，便顺势将话题引向伏牛山匪患，但初期仅描述其规模庞大、行踪诡秘、形迹可疑、似有深厚背景，隐晦地提及可能存在的“外部势力”干预迹象（但不直接点破董卓），极力强调其已成为南郡乃至整个荆州北方防线的巨大安全隐患，并适时、有选择地抛出一些无关核心要害的“证据”（如普通军械残片），试探刘表的反应程度和重视程度。关键在于引导刘表自己意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和复杂危险性，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欲安荆州，必先平南郡；欲平南郡，必用刘擎这把尖刀”的战略判断。
甚至连觐见的礼品也煞费苦心。既要符合规制，不显僭越招摇，又要能体现心意和尊重，避免落入俗套。除了常规的南郡特产、上好绢帛之外，林凡特意提议，从查抄曹寅府邸所得的古玩珍品中，挑选出一件前朝名家所作、与军事政治毫无瓜葛的纯山水字画作为礼品，既显格调风雅，投刘表这类名士所好，又完美避开了任何可能引人猜忌的嫌疑。
与此同时，宛城内部的整顿并未因州牧的巨大压力而有丝毫放缓，反而更加雷厉风行。高顺对郡兵的整训进入了更加残酷的阶段，淘汰力度加大，实战对抗演练增多，务求在最短时间内形成更强的战斗力，这是应对一切外部压力的根本基石。石韬推行屯田的政策在基层遇到了不少阻力，尤其是来自地方小豪强的软抵抗和消极配合，但在高顺果断派兵弹压了两个最为嚣张的典型刺头、并以其田产犒赏屯田民户之后，进程大大加快。徐凡的侦骑如同鬼魅，不仅更加严密地监控着伏牛山方向的任何风吹草动，也将侦查网络进一步向襄阳方向延伸，密切关注州牧府的人员往来、军队调动乃至市井流言，力求提前洞察刘表的可能意图。
整个南郡机器，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高速而紧张地运转着，像一张逐渐绷紧的弓，积蓄着力量，也弥漫着不安。
就在刘擎林凡准备动身前往襄阳的前两日，数骑快马带着来自不同方向的最新情报，几乎同时驰入宛城，带来了更为清晰的荆州现状图景，也让局势变得更加微妙复杂。
情报拼凑出一幅清晰的画面：刘表已正式入驻襄阳，并将州牧府设于此地，而非传统的州治汉寿，其意图十分明显——加强对荆州北部核心区（南郡、南阳郡部分）的控制，以襄阳为根基，俯瞰整个荆州。他毫不意外地重用了蒯良、蒯越为心腹谋主，倚为臂膀；蒯良主要主持内政教化、招贤纳士等事务；而蒯越则显然更受信赖，主掌谋略征伐、机要事宜；同时，他任命襄阳豪强蔡瑁为州牧府军师，授予其部分兵权，并将其妹嫁与蔡瑁，通过联姻这种古老而有效的方式，牢牢绑定襄阳蔡氏这股强大的地方豪强和军事力量，使其成为自己统治荆州的另一根支柱。原荆州各地的官员，除少数主动投诚且能力尚可者得以留任，大部分都被更换或架空，换上了刘表从雒阳带来的亲信旧部，或是由蒯、蔡二族推荐提拔的本地人士。其整合速度之快，人员调整之彻底，手腕之强硬老辣，令人咋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