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生物能武器’。”吴浩的目光转向赵博士，“我们在极端环境微生物里发现，有些菌株能在代谢过程中产生高强度的生物电流，或者分泌具有强腐蚀性的酶。如果能对这些特性进行强化和控制，说不定能开发出针对特定目标的‘生物能弹药’，比如破坏敌方电子设备的生物电脉冲弹，或者分解装甲材料的生物酶制剂。”
周院士抚着下，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你这个思路很大胆，但也不是没有道理。技术的发展往往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过程。不过，任何技术都有其局限性，你觉得这些未来装备发展的瓶颈会在哪里？”
“瓶颈可能不在技术本身，而在‘系统融合’。”吴浩直言不讳，“单一技术再先进，如果不能融入整个作战体系，也发挥不出作用。比如，你有了能量护盾，就得有相应的探测系统提前预警，有足够的能量供应系统支撑，有抗干扰系统防止被敌方瘫痪。这需要的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能力，而这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加强的。”
会议室里短暂地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在消化着这些关于未来的设想。汪良工推了推眼镜，打破了沉默，他的问题更偏向于宏观的国防建设。
“吴总，周院士，张副总，刚才听了你们的讨论，我深受启发。”汪良工的语气很诚恳，“这些先进技术无疑会极大提升我们的国防实力，但国防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长远来看，我们该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支撑这些先进技术发展，又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国防科技体系？”
这个问题像一张大网，将技术、作战、国家战略都网罗其中。吴浩沉思良久，觉得这个问题太大，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回答。
“我觉得首先要夯实‘基础研究’这个地基。”吴浩语气郑重，“很多核心技术的突破，都源于几十年前的基础研究。比如我们现在用的钙钛矿光伏材料，其理论基础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固态物理研究。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技术应用，而不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会被别人卡脖子。”
他举了个例子：“我们的极端环境生物实验室，每年都会拿出30%的经费，支持那些看似‘无用’的基础研究，比如极端微生物的基因测序、蛋白质结构解析。这些研究可能十年、二十年都看不到直接的应用价值，但它们是未来技术突破的‘火种’。”
“其次，要打通‘产学研用’的链条。”吴浩继续说道，“实验室里的成果，不能只停留在论文里、专利上，要尽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生产力。我们和部队、军工企业的合作模式，就是一个尝试：部队提出需求，我们研发技术，企业负责量产，形成一个闭环。比如那个边防帐篷的降温材料，从实验室样品到推广到23个哨所，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张副总插了一句：“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以前部队有需求，找企业，企业说技术不成熟；找科研院所，院所说没有量产能力。现在你们这个模式，把‘需求端’和‘供给端’直接连起来了，效率确实高。”
吴浩点点头，接着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培养‘复合型’的人才。未来的国防科技，越来越需要跨学科的知识。一个优秀的武器系统设计师，不仅要懂机械、电子，还要懂材料、能源，甚至懂生物、信息。我们的青年创新工作室，就是在做这样的尝试，鼓励不同专业的年轻人一起攻关，打破学科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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