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他拿起笔，在陆承安起草的补充协议上，重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内忧外患逐一扫清，苏霓的节目终于进入了实拍阶段。
她彻底贯彻了“普通人讲述时代”的主线，拒绝了所有想要来镀金的二线明星和流量网红。
第一期节目的嘉宾，是一位在菜市场卖了二十年菜的大妈，一位参与了城市立交桥建设的电焊工，和一位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女出租车司机。
消息传出，台里又是一片议论。
“请些贩夫走卒来，这节目还有档次吗？”“这能有什么收视率？”
面对质疑，苏霓只在内部会议上说了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进步，不是写在明星的微博热搜里，而是刻在这些普通人布满风霜的皱纹里。”
拍摄首日，那位曾经的国营纺织厂下岗女工，在讲述自己蹬三轮车卖早点，供女儿读完大学的经历时，数度哽咽，几乎说不下去。
现场一度陷入停滞。
副导演刚想喊“卡”，苏霓却打了个手势，自己走上前，在所有摄像机前，缓缓蹲下身，让自己与坐在椅子上的女工视线齐平。
她没有递纸巾，只是用一种极其温和而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轻声说：“大姐，您不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失败者，您是这个国家巨大转型期里，最勇敢、最坚韧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的故事，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有力量。”
那一刻，女工眼中的泪水决堤而下，但脸上却绽放出一种被理解、被尊重的光彩。
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幕，没有切断，没有修饰。
这个长达一分半钟的对视和交流，在后期的剪辑中，成为了整期节目最震撼、最催泪的华彩片段。
节目彩排那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在了导播间——市宣传部的副部长，曾宪阳。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一个人在角落里，沉默地看完了全程。
彩排结束，他单独约见了苏霓。
“苏主任，明年我们市要举办一个面向全国的传媒发展峰会，”曾宪阳开门见山，“开幕式，我想邀请你来做一个三十分钟的开幕演讲。”
苏霓有些意外，随即笑着反问：“曾部长，您不怕我一个搞内容的，抢了专业主持人的风头？”
曾宪阳摇了摇头，目光灼灼：“主持人念的是稿子，而你，说的是人心。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正是你这种能把冰冷的宏大政策，翻译成有温度的个体故事的语言。”
两人相视一笑，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就此达成。
演讲主题，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从街头到舞台：变革中的表达权”。
最终的试映会，规格之高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电视台的最高领导，高书记，罕见地全程出席，并且看完了完整的九十分钟，中途没有一次起身离席。
当节目结尾，一个小学生用稚嫩的童声朗读着自己的作文《我家的电视机变了》，从“以前电视里只有穿着一样衣服的叔叔阿姨唱歌”，到“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开出租车的妈妈”，说到“妈妈说，她也是这个城市的名片”时，现场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啜泣声，连几位台里的老领导都悄悄摘下眼镜擦拭。
灯光亮起，全场掌声雷动。
散场时，高书记走到苏霓面前，紧紧握住她的手，只说了一句话：“小苏，你们做的不是一台晚会，你们是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切片。”
第二天，红头文件正式下发：经台党委研究决定，批准成立“融媒体创新实验中心”，由总监黄志远挂帅牵头，任命苏霓为中心首席内容官。
当晚，苏霓站在自家阳台上，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电视台大楼，那栋楼还是那栋楼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陆承安发来的消息：“我们提交的‘声浪传媒’公司预核名已经通过，经营范围里，我特地加入了‘大型活动策划与执行’。”
苏霓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他们的船，已经有了龙骨。
就在这时，手机屏幕再次亮起，一条陌生的号码发来的匿名短信，只有一句话，却带着彻骨的寒意：“你以为你赢了？别忘了，你的编制还在别人手里攥着。”
苏霓然后，她给陆承安回了一句。
“那就让编制，变成古董吧。”
信息发送成功的瞬间，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强大。
然而，她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时刻，电视台行政大楼一间沉寂的办公室里，那部红色的内部专线电话，突兀地发出刺耳的铃声。
一只保养得极好的手拿起了听筒，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简短而威严的指令。
放下电话，那人沉默了片刻，随即按下了另一个按键，接通了秘书台。
“通知下去，明天上午十点，所有主持人，不论级别，全部到一号会议室开会。任何人不得缺席。”
夜色深沉，一场针对“特权”的无声风暴，正在悄然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