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收网的战果尚未及细细清点，反击的暗箭已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射来。对余年个人的指控与抹黑，并非简单的泄愤，而是一套组合拳的开端，意在瓦解这支民间调查力量的核心，切断其与官方合作的信任纽带。
省律师协会的正式调查函如期而至，要求余年就匿名举报信中的指控——包括“违规调查”、“可能侵犯商业秘密”及“不当影响司法”——做出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办案记录备查。
“这是阳谋。”林晓拿着调查函，神色凝重，“他们知道我们的大部分调查行为游走在灰色地带，尤其是在获取赵伟u盘和前期技术追踪阶段。即便最终无法坐实指控，调查程序本身就会牵扯我们大量精力，甚至可能暂时限制你的部分执业活动。”
余年接过函件，目光沉静：“那就按最严格的标准准备说明材料。所有接受委托的手续、与官方的沟通记录、证据的合法转化过程，全部整理归档。我们问心无愧，但必须用无可挑剔的程序文件来证明这一点。”他看向林晓，“这份说明，你来主笔，务必做到逻辑严密，证据链清晰，经得起最苛刻的审视。”
这是一场程序内的防御战。对手试图用规则的绳索捆绑他，他必须以更严谨的程序来解套。
网络上的个人攻击并未因余年的沉默而停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几个粉丝量巨大的“法律评论员”开始下场，看似客观地探讨“律师调查权的边界”，实则将余年描绘成一个滥用职权、践踏规则的“麻烦制造者”。水军涌入苏晴之前发布的揭露“翰墨雅集”诈骗案的报道评论区，大肆刷屏，污蔑余年团队“编造事实”、“博取名利”。
“他们在试图孤立我们，把水搅浑。”苏晴监控着舆论动向，冷静分析，“想把我们塑造成不守规矩的异类，削弱我们话语的公信力。”
“那就用事实说话。”余年指示，“苏晴，不必与他们对骂，继续稳步释放我们手中关于诈骗案的、最无可辩驳的证据。联系那些报道过真相的权威媒体，提供更多受害人采访和资金流向的直观图表，用扎实的报道巩固公众认知。真相，是最好的辟谣武器。”
外部的压力开始产生细微的涟漪。一位之前与研究院合作密切、提供过关键数据的第三方平台负责人，给苏晴打来电话，语气委婉地表示，因“公司内部合规审查升级”，将暂停与研究院的数据共享接口。
“他们受到了压力。”苏晴挂掉电话，对余年说，“虽然没明说，但意思很清楚。”
更令人担忧的是，专案组内部似乎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办案人员在非正式场合流露出疑虑，担心余年团队的“激进”调查方式会影响案件最终的法律效力，甚至可能被对方律师抓住把柄，导致功亏一篑。
这种不信任的氛围，如同无形的墙，开始阻碍情报的顺畅交流和行动的默契配合。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团队内部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凝聚力。
程日星和老周几乎住在了数据终端前，更加疯狂地梳理着已获取的海量信息，试图找到能直接指向“兴达劳务”核心罪行的、程序上无懈可击的铁证。他们知道，唯有更坚实的成果，才能回击一切质疑。
林晓废寝忘食地准备应对律协调查的材料，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
苏晴则调动所有人脉，寻找不受压力影响的替代数据渠道，并加强与那些依然坚信事实的媒体人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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