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奥特·吴的反应比预想的更快，也更“学术”。
林晓在专业论坛上投放的几篇探讨性文章，起初只引起小范围的讨论。但在一周后，一封来自埃利奥特·吴本人所在大学“生物伦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官方邮件，被群发给了包括林晓伪装身份在内的、所有参与近期相关议题讨论的学者和独立研究者。
邮件措辞严谨客气，以“促进健康学术讨论、澄清潜在误解”为名，宣布将举办一场小范围的线上研讨会，主题正是“全球视野下基因编辑疗法的伦理与监管：挑战与协作”。邀请名单上除了几位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作为主旨发言人，还有几位来自发展中国家卫生部门的官员，以及——埃利奥特·吴本人将作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沟通”环节的主持人兼主要发言人。
这封邮件如同一颗精心投掷的烟雾弹。它没有直接反驳或指责任何批评者，反而摆出了开放、包容、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姿态，瞬间将可能存在的对立情绪，纳入了“学术探讨”的框架内。更重要的是，它巧妙地将议题从对“个别专家行为”的审视，提升到了“全球性、系统性挑战”的层面，并且拉入了官方背景的参与者，增加了讨论的“重量”和“正当性”。
“他在把水搅浑，同时给自己搭建一个更安全的讲台。”林晓迅速判断，“在这个研讨会上，他可以充分展示其专业性和‘建设性’姿态，淡化其作为具体项目顾问的角色，甚至可能反过来引导讨论，为诺亚这类公司在特定地区进行‘加速试验’的必要性进行某种程度的‘学术背书’。”
“我们不能让他主导话语权。”苏晴看着会议议程草案，“但也不能直接抵制或攻击这个研讨会，那会显得我们狭隘且别有用心。”
“参加。”余年做出了决定，“用我们准备好的‘独立研究者’身份，申请旁听，或者在允许的环节提出基于公开数据、逻辑严谨的问题。问题要聚焦在具体环节：比如，当某项技术在a国因伦理风险被暂停，却在b国迅速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时，‘伦理顾问’在其中应遵循怎样的跨国一致性原则？如何确保顾问的独立评估不受其来自投资方或委托方酬劳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设计，要让他无法用空泛的‘全球协作’、‘因地制宜’等说辞轻易搪塞过去。”
“需要更具体的‘弹药’。”周晓芸在加密频道中发言，“我检索了埃利奥特·吴近五年所有公开的咨询报告和伦理审查意见摘要，就是那些部分项目会公开摘要。发现一个模式：凡是由‘远帆信托’或其关联基金资助的项目，他出具的伦理风险评估意见，最终结论为‘风险可控，建议在加强监测下推进’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二，远高于他处理其他资金来源项目的平均水平。虽然单个案例可以解释，但统计偏差如此明显，足以构成合理的质疑。”
“把这项统计，以及几个最典型的案例对比，做成清晰、客观的图表和分析，匿名提供给几位以严谨和敢言着称的参会学者。”余年指示，“让他们在研讨会前后或会间讨论时，以学术探讨的方式提出。记住，我们只是信息的‘搬运工’，提出质疑的是其他学者。”
一场在学术规则框架内的、没有硝烟的交锋悄然布局。与此同时，对埃利奥特·吴社会关系的梳理也有了新发现。他的一位前助理，在两年前因“个人职业发展原因”离职，之后去了一家非营利性患者权益组织工作。周晓芸通过多重匿名渠道，与该前助理取得了极其谨慎的接触。对方并未透露任何具体内幕，但在一次加密通讯中，隐晦地表示：“吴教授对‘学术服务’的商业价值有着非常……现代化的理解。他坚信高超的技术需要与之匹配的‘风险管理艺术’，而他认为自己提供的就是这种艺术。有些人认为这是妥协，但他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伦理’。”
“现实主义的伦理……”苏晴咀嚼着这个词，“一个完美的、为利益服务的遮羞布。这个前助理，可能知道更多，但出于恐惧或职业道德，不愿多说。不过，这个评价本身，就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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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幽灵船队”似乎真的因为“鲣鸟”号的威慑而收敛了爪牙。周晓芸布设的广域监控没有捕捉到“卡利博之星”或那艘黑色高速艇的新动向，那片“鬼见愁”海域恢复了往日的“正常”喧嚣——各种合法与非法的船只活动混杂，难以分辨。但老海狗通过他的老关系传来一些零碎信息：最近有几股活跃在南海的走私势力，接到了“上面”的提醒，要求近期“规规矩矩做生意”，避开某些敏感区域和“不必要的冲突”。这侧面印证了某种更高层面的压力正在那片海域无形地弥漫。
“‘幽灵船队’可能暂时蛰伏，或者转入了更地下的通道。”老周分析，“但他们那条运输线不会停，诺亚的‘货’和‘灯塔’的需求还在。我们需要找到他们新的节点。”
“从陆上找。”程日星提出，“‘海之星’那个壳公司还在，资金流还在走。既然海上盯梢难度变大，不如试试从菲律宾那边入手，调查‘海之星’可能的实体关联，比如它名义上的办公地点、银行账户的实际操作人、或者那艘‘卡利博之星’可能存在的岸上补给点和船员来源。”
“需要当地可靠的线人或者调查员，不能动用我们的人直接过去，太显眼。”余年思考着，“老周，你通过‘老海狗’的关系，看能不能找到愿意接这种敏感私活的、信誉好的本地调查员，钱不是问题，但安全和保密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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