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再次开始，气氛比之前更加凝重。张律师那句关于“高层考量”的证言，像一片浓重的乌云笼罩在会议室上空，将之前所有技术性的攻防都蒙上了一层暧昧的阴影。
指控律师显然打算将这一点作为突破口，穷追猛打。
“余律师，张律师的证言，你作何解释？是否存在你未曾向听证组披露的外部压力，影响了你的专业判断？”他的问题直指核心，试图坐实余年“非疏忽而是有意”的罪名。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余年身上。苏晴在旁听席上屏住了呼吸。
余年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向张律师，语气沉稳，听不出丝毫慌乱：“张律师，你声称我在项目最后阶段与你进行了这次私下谈话。请问，具体是哪一天？大致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当时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场？”
他采用的是最基础的质证方法，针对证言细节进行追问。
张律师显然没料到余年会如此冷静地直接反问，眼神更加躲闪，支吾着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向长风集团提交最终报告前一周左右吧，下班后，在……在茶水间附近，就我们两个。”
“前一周左右？”余年微微挑眉，“根据项目日志，那周我因为处理另一个跨境仲裁案，有三天不在本市，剩余几天也都在客户公司开会到很晚。你能否再回忆一下，具体是周几？”
“我……我真的记不清了，可能就是那周的某天……”张律师的额头开始冒汗。
“那么地点呢？茶水间附近有监控，如果方便，可以申请调取那几天的监控记录，看看是否能佐证你的说法。”余年继续施压，语气依旧平和。
“不……不用了，可能我记错了，也许……也许是在电话里说的……”张律师在余年的连续追问下，阵脚开始慌乱，证言的关键细节变得模糊不清。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指控律师立刻打断：“反对！证人有权对非核心细节存在记忆模糊！”
听证组支持了反对，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余年成功地让所有人看到，这段致命的“私下对话”在基础事实上就站不稳脚跟。
然而，这并不能完全洗刷嫌疑。指控方立刻调整策略，不再纠缠于细节，而是强调“这种暗示性的压力往往发生在非正式场合，难以留下直接证据”，并再次重申了之前那些“坚实”的书面证据形成的逻辑链条——即余年存在“系统性”的失职行为。
听证进入了拉锯战。余年虽然成功动摇了张律师证言的可信度，但在对方精心构筑的、以“完美”书面证据为主的体系前，他缺乏一击致命的反证。他指出了矛盾，提出了疑点，却无法彻底推翻整个架构。
他能感受到听证组成员们的犹豫。那位高校教授似乎倾向于相信他的辩解，但另外几位，尤其是律所内部的代表，眼神中则带着更深的考量——或许他们不在乎真相，只在乎如何尽快平息风波，维护律所声誉。在这种复杂的利益权衡下，一个“有瑕疵”的精英合伙人，很可能成为被舍弃的棋子。
最终，经过漫长的合议，听证组宣布了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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