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单打独斗、仅凭法律条文，难以撼动其根基。”这是方法论层面的“知”。
“我‘知’，需团结一切力量，需善用规则，甚至需洞察和引导规则之外的势。”这是策略层面的“知”。
这个全新的、更为复杂和深刻的“知”，自然呼唤着一种全新的“行”。它要求他的“行”必须更有韧性、更有智慧、更有力量。它要求他将内心的光明，转化为足以破开黑暗的利剑。
他缓缓合上《传习录》，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力量。思想的迷雾已然散开，前路依旧艰难，但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主意”，并且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行”，都将是为了将这个“主意”“扩充到底”。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攘的人群。他知道，他不能再仅仅作为一个法律的执行者去行动，他必须成为一个布局者，一个造势者。他的“行”，需要更广阔的舞台，更需要将《传习录》中修养的“心学”，与现实中破局的“实学”结合起来。
这个念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思维的另一扇门。他想起了书架上另一套同样厚重的着作——《毛泽东选集》。他曾粗略翻过，更多是出于一种知识储备，从未像现在这样，带着明确的问题和寻求方法论的目的去阅读。
他抽出第一卷，拂去封面的薄尘。这一次，他没有从那些宏大的篇章开始，而是下意识地翻找，最终目光落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的几句话上：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桥或船的问题……”余年低声重复着，眼中闪过一丝明悟。
《传习录》给了他内心的力量与方向（“过河”的决心与目标），让他“知”其所以然；而《毛选》此刻仿佛在向他揭示，该如何寻找和打造那渡河的“桥”与“船”，让他“行”其所能然。
他之前不就是因为找不到“桥”和“船”，才在湍急的河流前感到绝望和无力吗？楚啸天拥有资本与权力的“巨轮”，而他，之前只有一叶扁舟和满腔热血。
但现在，他隐隐感觉到，真正的“桥”和“船”，或许就隐藏在对事物矛盾深刻的剖析中，隐藏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策略中，隐藏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智慧中。
他将《传习录》与《毛选》并排放在桌上。一本直指本心，提供原动力与价值锚点；一本洞察现实，提供方法论与斗争武器。一内一外，一心一物，看似迥异，却在此刻，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奇妙地交融在一起，共同构筑起他面对未来狂风暴雨的思想基石。
他知道，单纯的内心强大还不够，他需要将这份强大，转化为克敌制胜的、实实在在的力量。思想的淬变，才刚刚开始。他拿起笔，在崭新的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了四个字：知行合一。而在其下，又添上一行小注：寻找渡河之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