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案的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在老周提供的精准线索和余年提交的扎实法律意见推动下，警方加大了对顶包司机王五的审讯力度，并开始着手调查钱小伟当晚的行踪。虽然王五仍在硬撑，但警方的调查方向已经牢牢锁定。与此同时，医院传来消息，小张的伤势经过积极治疗，情况趋于稳定，这更让余年和林晓感到振奋。
“看来，这次钱家是踢到铁板了。”林晓整理着案卷，语气带着几分轻快，“证据链越来越清晰，只要警方查到钱小伟当晚酒驾的直接证据，或者王五扛不住开口，他们就完了。”
余年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熙攘的人群，嘴角也难得地露出一丝舒缓的痕迹。连日来的奔波和压力，似乎终于看到了曙光。这种接近胜利的感觉，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警惕性也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几分。
然而，就在这看似一切向好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毫无征兆地降临。
这天上午，一位自称是“东海市城西区外来务工人员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的年轻人，带着一位满面愁容、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急匆匆地找到了余年。女子名叫阿芳，衣着朴素，皮肤黝黑，一看便是常年劳作的样貌。她怀中婴儿不住的啼哭，更增添了几分凄惶。
“余律师，求求您，帮帮我们吧！”阿芳未语泪先流，声音哽咽，“我在一个老板家里做保姆，他…他欺负我是外地人，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扣了我的身份证和行李，还不给我最后一个月的工钱…我带着孩子，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旁边的志愿者小李义愤填膺地补充：“余律师，我们中心了解过情况，那个雇主吴天是个企业家，有点势力。阿芳嫂子肯定是冤枉的！我们人微言轻，实在没办法了，听说您是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律师，只能来求您主持公道了！”
眼前的一幕——无助的母亲、啼哭的婴儿、仗义执言的“志愿者”，以及“企业家欺压底层民工”的叙事，瞬间击中了余年内心最柔软和正义的部分。在这种情境下，他几乎本能地选择了相信阿芳的陈述，那股为民请命的热血再次涌动。
“别着急，慢慢说，把情况讲清楚。”余年压下心中的义愤，尽量保持冷静地引导。他接过阿芳递过来的简单雇佣协议和几张微信聊天截图，快速浏览着。
林晓在一旁记录，看着阿芳凄惨的模样，也心生同情，但职业本能让她微微蹙眉。这个案子来得太突然，阿芳的陈述有些地方过于含糊，那个志愿者小李的眼神也似乎过于“热情”。她小声提醒：“余老师，要不要先核实一下基本信息？”
余年看了看哭泣的阿芳和怀中的婴儿，摇了摇头：“情况紧急，她们母子的基本生存都成问题。我们先介入，发函要求对方立即返还证件和行李，支付工资。如果对方不配合，再进一步调查取证。” 他相信，在这种明显的强弱对比下，法律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者一边。
他迅速指导阿芳补充了部分细节，随后让林晓起草了一份律师函，措辞严谨但不失强硬，要求那位名叫吴天的雇主在24小时内返还阿芳的身份证、个人行李并结清拖欠的工资，否则将依法追究其非法扣押证件、诽谤及拖欠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
律师函按照阿芳提供的地址发出。在余年看来，这只是一个常规的、维护底层劳动者权益的正常操作。
然而，律师函发出的当天下午，风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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