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晴的关系暂时缓和，让余年心头的重压稍减。他将更多精力投注到社区中心的日常工作和吴天那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项目上。
这天下午，林晓不像往常一样雷厉风行，她几次拿着文件走到余年办公室门口，都犹豫着没有敲门，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一丝罕见的无助。
余年察觉到了她的异常，在内部通讯软件上给她发了一条信息：「进来。有事说事。」
林晓这才推门而入，手里攥着的不是文件，而是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一个瘦弱的男孩低着头坐在床边，眼神空洞，手臂上带着几道清晰的淤青。
“余老师……”林晓的声音有些发颤，“这是我姨家的孩子，我表弟，叫小斌，刚上初二。他……他可能在学校出事了。”
她将手机递过去，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和心疼：“我姨昨天才发现他手臂上的伤，问他什么都不说，就是哭。后来在他书包最底层翻出这张皱巴巴的纸……”
那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他们天天堵我，要我钱，不给就打……厕所，楼梯间……我不敢告诉老师，他们说要是说出去就打死我……活着没意思。”
最后四个字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余年的心里。他眉头紧锁，接过手机，仔细看着那张照片和纸条的影像。
“多久了？”余年问，声音低沉。
“不清楚，但从纸条内容和淤青看，肯定不是一两天了。我姨说他这学期开始就变得沉默寡言，成绩下滑得厉害，经常找借口不想上学，晚上还做噩梦……我们之前都以为是学习压力大，青春期叛逆……”林晓越说越自责，“我要是早点多关心他就好了！”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余年打断她，语气冷静而果断，“报警了吗？”
“还没有。我姨怕……怕报警把事情闹大，对方报复更厉害，也怕学校为了名声和稀泥，最后吃亏的还是小斌。”
余年理解这种顾虑。校园霸凌，往往发生在监控死角，取证困难，涉事双方都是未成年人，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很容易陷入“各打五十大板”或者不了了之的境地，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却可能伴随一生。
“把你姨和小斌的联系方式给我。”余年站起身，眼神锐利，“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
他没有选择立刻通过官方渠道施压，那样确实可能打草惊蛇，或者将小斌一家推向更被动的局面。他决定先用他自己的方式。
当天晚上，余年让林晓以姐姐的身份，将小斌和他母亲接到了社区中心一间安静的调解室。他没有穿正装，只是普通的毛衣和长裤，试图减少距离感。
小斌低着头，身体微微发抖，不敢看任何人。他母亲则是一脸愁容，眼圈红肿。
余年没有急着问霸凌的细节，而是给小斌倒了杯温水，语气平和地开口：“小斌，我叫余年，是林晓的同事，也是一个专门帮人解决麻烦的律师。我知道你遇到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害怕，委屈，觉得没有人能帮你，甚至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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