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室里，时间仿佛被王倩的泪水浸润得缓慢而沉重。她没有立刻摘下墨镜，仿佛那层深色的镜片是她最后一道脆弱的屏障。余年保持着耐心，没有催促，只是将纸巾盒轻轻推到她手边。
“没关系，在这里你说的话都会保密。”他的声音平稳如山涧溪流，不带任何评判，只有全然的接纳，“把你记得的，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具体时间、地点、言语和举动，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无论你觉得多琐碎，都可能很重要。”
这种专业而温和的态度，像一只无形的手，稍稍抚平了王倩紧绷的神经。她深吸一口气，开始断断续续地叙述，话语依旧杂乱，带着哽咽：
“上个月…项目聚餐后，他…刘经理，非要单独送我回家，在车上…他说我香水味道很好闻，手…手就搭在我膝盖上，我躲开了…”
“上周三，在他办公室谈方案，就我们两个人，他走过来站在我椅子后面，俯身看屏幕，胸口…几乎贴到我头上，呼吸都喷在我耳边…说我头发很香…”
“还有…微信上，他总是半夜发消息，问我‘睡了吗’、‘一个人寂不寂寞’…我都不敢回…”
“前几天，我实在受不了，用尽量委婉的语气跟人事部李姐提了一下，说希望领导能注意下沟通方式…结果第二天，刘经理就在部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有些人‘心理脆弱’、‘不适应团队文化’…我的转正评估报告上，也多了几条‘沟通能力需加强’、‘团队融入度不足’的评语…”
随着叙述，王倩的情绪从恐惧、屈辱，逐渐转向一种被不公对待的愤怒和无力。她终于抬手，缓缓摘下了墨镜，露出一双红肿却带着一丝倔强的眼睛。
“律师，我叫王倩。”她看着余年，第一次清晰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种信任的交付。“我真的只是想好好工作，我没想惹事，可为什么…为什么做错事的人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王倩女士，我理解你的感受。”余年郑重地回应了她的自我介绍，“寻求公正不是惹事。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细节，包括聚餐时间、微信聊天记录、会议内容、评估报告，这些都是重要的线索。我们会帮你梳理。”
他拿出笔记本，开始条分缕析地引导她构建时间线和证据链：“你提到的微信记录，都还在吗？有没有截图？”
“车上的事，当时有行车记录仪的可能吗？或者，有没有其他同事知道他是单独送你回家的？”
“会议上不点名的批评，有没有会议纪要？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可以作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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