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会议室的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将高育良那番语重心长却又重若千钧的“公道话”关在了里面。沙瑞金迈着看似沉稳的步伐，走在返回办公室的走廊上，红地毯吸收了足音，但那份无形的压力，却清晰地传导在他的每一步之中。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光柱中尘埃浮动，一如他此刻纷乱却必须迅速厘清的思绪。
高育良成功了。沙瑞金不得不承认，这位在汉东深耕多年的政治对手，手段老辣至极。他没有选择硬碰硬，没有在反腐这个大方向上留下任何可供攻击的破绽。相反，他巧妙地接过了“程序正义”和“大局稳定”这两面旗帜，将自己装扮成了法治的扞卫者和稳健的守护者。政协的报告、网络的议论、陈岩石的关切……这些看似零散的火点，被高育良和祁同伟巧妙地串联、放大，最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和共识压力，并通过高育良那番“顾全大局”的发言，精准地传递到了他这个省委书记的面前。
沙瑞金回到办公室，没有立刻坐下。他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这座庞大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但在这繁荣之下，多少双眼睛在盯着省委的一举一动？多少股力量在博弈、在角力？他推动反腐，是为了清除积弊，换来更长久的健康与发展。然而，现实的政治从来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高育良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软肋——作为省委书记，他必须权衡利弊，必须考虑稳定，必须对汉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负责。
侯亮平是一把好刀，一把他寄予厚望、用来劈开汉东沉疴痼疾的利刃。这把刀足够锋利，也确实取得了战果。但现在，这把刀因为过于锋利，或者说因为握刀的方式过于直接，已经引起了“副作用”，并且被对手抓住了把柄。继续任由侯亮平以这种“粗放”的方式推进，固然可能更快取得突破，但也要冒着程序失当被坐实、引发更大范围经济波动和社会质疑的风险。届时，不仅侯亮平可能折戟沉沙，他沙瑞金主导的整个汉东反腐大局，也可能受到质疑和冲击。
但是，如果现在就出手约束侯亮平，岂不是正中了高育良等人的下怀？这无异于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他沙瑞金在压力和“规劝”面前退缩了，他对侯亮平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这势必会严重打击侯亮平及其团队的士气，也会让那些观望者，甚至包括赵立春留下的残余势力，看到可乘之机，从而加大反抗的力度。更重要的是，这会让高育良一派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的“阳谋”得逞，未来会更加有恃无恐地利用各种规则和舆论来掣肘。
进退维谷。沙瑞金第一次在汉东感受到了如此清晰的掣肘和压力。这压力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这种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步步紧逼的“软抵抗”。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内部电话，声音平静无波：“请国富同志过来一下。”
现在，他需要听听田国富的意见。这位负责纪检工作的搭档，立场坚定，看问题往往一针见血，而且相对超脱于汉东本地的盘根错节。
田国富很快到来，脸上还带着刚才会议留下的凝重。
“瑞金书记。”田国富在沙瑞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腰板挺直。
“国富同志，坐。”沙瑞金回到办公桌后，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锐利地看向田国富，“刚才育良同志的话，你怎么看？”
田国富没有立刻回答，沉吟了片刻，似乎在谨慎地组织语言。他知道，沙瑞金此刻的问话，分量极重。
“高育良同志，”田国富开口，语气沉稳，“他的发言，从理论上看，无懈可击。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平衡反腐与发展的关系，这些原则都是正确的。他对亮平同志的‘提醒’，从表面上看，也确实是出于对工作、对年轻干部的爱护。”
他先肯定了高育良发言的“正确性”，然后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冷峻：“但是，瑞金书记，我们都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高育良和祁同伟，与赵立春、与山水集团乃至丁义珍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现在不谈具体案件的腐败问题，不谈如何深挖细查，却集中火力谈论程序、谈论影响、谈论稳定。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策略转向。”
沙瑞金微微点头，示意他继续。田国富的看法与他一致。
“他们现在，是完完全全地站在了程序和规矩的制高点上。”田国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阳谋。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强行否定高育良提出的问题，或者明确表示对侯亮平现阶段做法的无条件支持，会在政治上非常被动。这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仿佛我们为了追求反腐的‘效率’，可以不顾法治程序，可以不计社会成本。这个帽子，我们戴不起。尤其是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在更高层可能也已经注意到相关‘反映’的情况下。”
田国富的分析冷静而残酷，点明了沙瑞金面临的核心困境：道义高地的失守。高育良巧妙地将自己包装成了规则和稳定的维护者，而将沙瑞金和侯亮平推到了可能“破坏规则、影响稳定”的位置上。
“那么，依你看，我们该如何应对？”沙瑞金直接问道，他想听听田国富的具体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