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平那个反贪局，查案就查案，三天两头传唤企业高管，生产线都停了，订单还要不要了？工人工资谁发？”
“沙书记想法是好的，但下面的人执行起来，是不是有点变味了？搞得大家都不敢做事了。”
类似的议论，开始在机关食堂、私下聚会、甚至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场合悄然流传。一种对沙瑞金带来的“新政”的焦虑和抵触情绪，在“理性反思”的包装下，逐渐弥漫开来。这股舆论风潮，无形中为高育良、祁同伟构筑了一道柔软的、却极具韧性的防御工事。
沙瑞金自然也密切关注着舆论的动向。他让秘书收集了近期所有相关报道和评论，一份份仔细阅读。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
他放下手中的报纸，对坐在对面的田国富说：“国富同志，看到了吗？这舆论战，打得很有水平啊。不跟你硬顶，不否定大方向，甚至高举拥护的旗帜，但讨论的焦点，却始终围绕着‘代价’、‘风险’、‘包容’这些关键词。这是在给我们套枷锁啊。”
田国富点点头，神色凝重：“是啊，瑞金书记。这一手很厉害。他们现在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强调稳定，强调发展，强调保护干部积极性，这些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我们无法反驳。但如果我们的工作，因为查案影响了某个项目的进度，或者某个干部被调查后导致工作暂时停滞，他们就可以立刻用这套话语来指责我们‘不顾大局’、‘不懂经济’、‘挫伤干部积极性’。我们反而成了不理性、不辩证、不顾全大局的一方。”
沙瑞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车流：“这就是阳谋。他们利用了部分干部求稳怕乱、担心自身利益受损的心理，也利用了部分群众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普遍期待。把我们对腐败的坚决斗争，巧妙地描绘成可能影响稳定和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把我们依法办案，歪曲成不近人情、破坏规则。高育良同志，不愧是搞理论出身的，这一手，深得舆论引导的精髓。”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调，很可能迎合了更高层某些领导对‘稳健’的偏好。那份内参你还记得吗？‘为官不为’与‘急功近利’并存。现在我们面临的舆论，正好把侯亮平塑造成了‘急功近利’的代表，而他们自己，则成了反对‘为官不为’、同时又警惕‘急功近利’的理性、稳健的力量。这个定位，非常巧妙，也非常危险。”
田国富深以为然：“那我们是否需要组织一些文章进行反驳？阐明反腐与发展并不矛盾，清廉的营商环境才是长远的竞争力？”
沙瑞金沉吟片刻，摇了摇头：“暂时不要。他们现在架起了‘理性讨论’的高姿态，我们如果急于反驳，很容易被扣上‘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帽子。那样正中了他们的下怀。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沉住气，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来说话。”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不过，也不能完全放任。可以让宣传部门注意一下，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适当组织一些文章，强调‘刮骨疗毒’的必要性，强调短痛是为了长痛，强调对腐败的零容忍正是对发展环境的最好保护。但要注意方式，不要搞成针锋相对的论战，还是要以我为主，讲清道理，引导认识。”
沙瑞金知道，这场舆论战，对方已经抢占了先机和道德制高点。他现在处于守势，贸然反击可能适得其反。但他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最终的胜负，还是要取决于较量的实质进展——能否尽快在关键案子上取得突破，能否让干部群众看到反腐带来的真正成效。
然而，他也清楚，对手绝不会给他从容破局的时间。就在这种“理性”舆论持续发酵的同时，侯亮平那边，因为急于打开局面，果然出了纰漏。而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切的祁同伟，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舆论的“理性”转向，已经成功地营造出了有利于他们的氛围，接下来，就是等待对手犯错，然后发动更直接攻击的时刻了。整个汉东的官场，都在这股看似平和、实则暗流涌动的舆论氛围中，感受到了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