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的发言，同样无懈可击，充满了辩证法，处处体现着对汉东“实际情况”的关切。但他提出的“分层分类”、“重视潜绩”、“维护稳定”，尤其是强调“汉东目前的情况”，实际上是在为后续的具体操作设定框架，试图将考核导向一个有利于维持现有权力结构稳定、而非剧烈冲击的方向。他强调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暗示要谨慎处理可能对现有既得利益群体造成冲击的改革措施。
沙瑞金认真听着，不时点头表示认可。他知道，高育良这是在争夺对改革方案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他不能直接反对高育良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本身都具有合理性。关键在于，如何在接下来的具体条款设计中，把握主导权。
“育良同志考虑得很周全，很有深度。”沙瑞金接过话头，“特别是关于潜绩和稳定的论述，非常重要。我们推动改革，绝不是为了制造混乱，而是要建立更加科学、更能促进健康发展的机制。所以，我们在指标设计上，要更加注重科学性、精准性。”他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自己想要强调的方向。
“比如，”沙瑞金举例说明，“增加群众满意度的权重，这是文件明确要求的，也是检验我们工作成效的试金石。但如何科学采集群众评价？如何避免简单以票取人？如何确保评价的真实性和代表性？这需要设计精细的操作方案。又比如，如何将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隐性政绩转化为可衡量、可比较的指标？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调研，大胆探索。”
沙瑞金的策略，是接受高育良提出的原则性框架，但将重点聚焦于具体操作层面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上。他要在技术性细节中，嵌入自己的改革意图。他强调“群众满意度”和“隐性政绩”，正是希望借此打破可能存在的内部评价壁垒。
三、 祁同伟的立场：巩固与防御
轮到祁同伟发言时，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定地站在高育良一边，但表达方式更具执行层面的针对性。
“我完全赞同瑞金书记和育良省长的意见。”祁同伟首先定调，表明立场，“这项改革意义重大，我们必须坚决落实好。结合政法公安工作的实际，我认为，考核必须服务于维护安全稳定这个大局。公安干警的业绩，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上。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政法工作的特殊性、风险性，很多工作成绩是无法简单量化的，甚至是不便公开的。因此，在考核中，上级部门的专业评价、对复杂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队伍的内部管理和纪律作风，这些反映‘内功’的指标，应该占有重要分量。”
他的发言，核心诉求有两点：一是强调其分管领域的“特殊性”，要求区别对待，实际上是为自己系统争取更大的自主评价空间；二是强调“专业性”和“内部管理”，这有助于巩固他对公安系统的掌控，避免外部评价（尤其是群众评议）对其权力基础造成过大冲击。他的策略是防御性的，旨在确保新的考核规则不会削弱他对核心地盘的控制力。
四、 田国富的平衡：程序正义与监督
作为省纪委书记，田国富的发言则更侧重于程序公正和监督环节。他提出，考核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规范操作，严防可能出现的新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纪委要加强对考核全过程的监督，对考核结果也要建立有效的复核和申诉机制，确保公平公正。他的立场相对中性，强调规则本身的公正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沙瑞金试图引入更开放评价机制的想法是一种程序上的支持，但也对高育良、祁同伟可能试图操控考核过程的行为形成了某种制约。
五、 博弈的常态化
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虽然没有出现任何激烈的争吵，但在平和讨论的表象下，各方围绕考核指标的设计权重、评价主体的构成、操作流程的细节等具体问题，已经展开了初步的、含蓄的较量。沙瑞金试图将改革向更开放、更注重实效和民意的方向引导；而高育良和祁同伟则致力于为改革设置“安全阀”，强调差异、稳定和可控性。
会议决定，由省委组织部牵头，吸收相关部门和专家组成文件起草小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拿出实施方案的初稿，提交领导小组讨论。
会议结束了，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起草、调研、讨论、修改，每一个环节都将充满无声的角力。这个“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已然成为汉东权力格局中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博弈点。在这里发生的每一次讨论、每一处修改，都可能深刻地影响着汉东未来众多干部的命运，以及更深层次的权力平衡。沙瑞金看到了破局的希望，高育良和祁同伟则筑起了防御的工事，一场围绕“规则”制定的、更加精细和复杂的较量，就此步入常态化。汉东的故事，进入了又一个耐人寻味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