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一个可能不太合时宜，但我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学者开门见山，“那就是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改革’与‘稳定’、‘发展’与‘秩序’的关系。”
他首先高度评价了高育良上午汇报中提到的“在稳定中改革、在法治下反腐”的思路，认为这“深刻把握了复杂社会条件下的治理规律”。然后，他将矛头指向了模糊的“过去”：“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倾向，即把‘改革’简单等同于‘打破’，把‘反腐’异化为‘搞运动’。这种倾向，看似激进，实则幼稚，其本质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成功发展经验的否定，是一种披着激进外衣的保守和倒退！”
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它破坏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工作秩序和商业规则，挫伤了地方干部和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导致了不必要的内耗和效率损失。汉东前段时间的波折，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此。幸好在高育良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我们及时纠正了这种偏向，回到了尊重规律、稳中求进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位学者的“直言不讳”，将高育良的路线拔高到“尊重规律”、“正确轨道”，而将沙瑞金前期的做法定性为“幼稚”、“保守倒退”、“否定改革开放经验”。这顶帽子扣得又大又狠，几乎是从理论和政治路线上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沙瑞金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但他必须保持克制，不能在这种场合失态反驳。
四、 一边倒的“合唱”与沙瑞金的沉默
接下来的发言，几乎成了一场对当前路线的赞美和对“过去”的隐性批判的合唱。另一位企业家盛赞当前“没有吃拿卡要，办事效率高”；一位法学学者大谈“天网工程”和规范执法如何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公平感；甚至连一位国企老总，也强调在“清晰的规则”和“稳定的预期”下，企业更能心无旁骛地谋发展。
每个发言者都言之凿凿，都有具体的事例或看似客观的数据支撑。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不容置疑的“主流共识”：汉东在高育良、祁同伟实际主导下的现行政策是成功的、深得人心的；而任何偏离此路线的尝试，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沙瑞金默默地听着，手中的笔无意识地在笔记本上划动着。他感到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他知道，这些发言者中，或许有部分是出于真心认可，但更多是受到了精心引导和环境压力。他更知道，对方巧妙地利用了企业家和学者对“不确定性”的天然恐惧，将“稳定”本身塑造成了最高价值，而将自己所追求的“打破利益藩篱”等同于“破坏稳定”。
他想站起来反驳，想指出这种“稳定”可能是以牺牲长远公平和活力为代价的，想说明那些受到“保护”的企业和秩序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的不公。但他不能。在这种一边倒的氛围下，任何反驳都会被视为缺乏胸怀、听不进意见，甚至是“固执己见”、“破坏团结”的再次证明。他就像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茧房里，四周都是赞美现行政策的声音，他自己的声音则被完全消解、淹没。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高育良。高育良正襟危坐，面带微笑，认真地聆听着每一位发言者的讲话，不时点头表示赞同，一副从谏如流、胸有成竹的领导者形象。这副形象，与沙瑞金此刻内心的孤立和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
座谈会最终在一种“团结、鼓劲、向上”的氛围中结束。徐世清组长做了总结发言，他再次肯定了汉东近期的工作，特别强调了“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并对学者和企业家的“真知灼见”表示感谢。
散会后，与会者纷纷起身，相互寒暄。高育良和祁同伟被几位学者和企业家围住，亲切交谈。沙瑞金则独自一人，默默地收拾着桌上的笔记本和水杯。没有人过来与他搭话，他仿佛成了一个透明的、被遗忘的存在。
他走出会议室，午后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洒进走廊，明亮得有些刺眼。身后传来的阵阵笑语，更反衬出他身影的落寞。这场关键的座谈会，非但没有成为他扭转局面的机会，反而成了压垮他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彻底明白，在汉东这场权力和话语的争夺战中，他已经一败涂地。接下来的，只是等待最终的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