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最终“一致同意”将祁同伟作为拟新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长）人选，按程序上报中央审批，并立即启动省内必要的组织考察程序。
三、 走过场与真敲打：组织考察的台前幕后
组织考察程序迅速启动。由省委组织部和纪委联合组成的考察组，进驻省公安厅。谈话范围严格限定在副厅级以上干部和部分关键岗位的负责人。
这更像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仪式”。被谈话的对象，无论是祁同伟的铁杆嫡系，还是以往若即若离的中间派，甚至是少数心中或许有其他想法的人，在这个高育良已然完全掌控局面的时刻，都清楚地知道该如何表态。
谈话室里，充满了对祁同伟同志“政治素质高、领导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善于团结同志”的一致赞扬。考察组记录的，是一片“团结、和谐、拥护”的声音。偶尔有一两个被谈话者，在组织的“鼓励”下，委婉地提出祁同伟同志“工作有时要求比较急”、“批评人不太讲情面”等“美中不足”之处，这些意见被记录下来，反而更增添了考察报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考察组组长，那位资深的组织部副部长，在找祁同伟本人进行例行谈话时，态度客气甚至带着几分恭敬。他公式化地询问了祁同伟对职务变动的认识、未来工作思路等。祁同伟的回答慷慨激昂，紧紧围绕高育良的“八字方针”，表示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奋力开创汉东政法工作新局面。
然而，在这看似一切顺利的程序背后，高育良和祁同伟并没有掉以轻心。考察期间，祁同伟指示程度，动用非常规手段，对几个关键的被谈话对象进行了“外围关注”，确保他们在谈话前后没有异常的联络或举动。高育良则亲自给田国富打了一个电话，语气轻松但含义明确地“关心”了一下考察进展，暗示要确保省委意图的顺利实现。田国富在电话那头，只能表示会严格按照程序办事。
这场组织考察，台前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幕后则是权力意志的精准贯彻。
四、 北京的绿灯与最终的任命
汉东省委关于祁同伟任职的正式请示文件，连同那份几乎全是褒奖的考察报告，被迅速送往北京。在汉东问题上，沙瑞金的调离已经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倾向。对于高育良提名的、能够稳定汉东局面、且自身能力与资历也确实够格的干部，中央相关部门的审批流程走得异常顺畅。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波折，中央的批复下来了：同意汉东省委的建议。祁同伟，正式被任命为汉东省委委员、常委、政法委书记。
消息传回汉东，如同一块巨石落入看似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巨大的、但几乎全部在水面以下的波澜。省委组织部第一时间正式下达了任命文件。省公安厅大楼内，政治部迅速行动，安排更换祁同伟办公室门上的职务铭牌，从“省公安厅厅长”变为“汉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这几个字的增加，象征着权力层级的巨大飞跃。
五、 权力加身的瞬间
祁同伟坐在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里，看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崭新的、刻着所有头衔的铭牌固定在门上。他的内心，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反而是一种异常的冷静，甚至带着一丝冰冷的沉重。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俯瞰着这座城市。曾几何时，他还是一个从山村里走出来，受尽白眼的穷学生。如今，他站在了汉东权力的顶峰之一，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祁大人”。他想起了梁璐，想起了她父亲当年的权势如何压得他喘不过气；想起了高小琴，那个与他命运交织的女人，如今只能隐藏在暗处；想起了侯亮平、沙瑞金，那些曾经的对手，已被他一一逼退。
他赢得了这场惨烈的博弈。但当他真正触摸到这渴望已久的权力核心时，他感受到的不仅是掌控感，更有一种四面皆敌的孤独与警觉。权力越大，觊觎者越多，脚下的地基就越需要稳固。高育良需要他这把利剑，他也需要高育良这棵大树，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稳固的，也是脆弱的。
办公桌上，红色的保密电话响了起来。是省委办公厅打来的，通知他明天上午九点，召开新任省委常委后的第一次常委会，并告知了他的新办公室位置和车辆、秘书等安排。
祁同伟平静地接完电话，深吸一口气。他拿起笔，在一份待批的公安厅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迹依旧刚劲有力，但落笔的瞬间，他清晰地意识到，从此以后，他笔下的每一个决定，都将不仅仅关乎公安战线，更将影响着汉东全省的格局。
新的身份，意味着新的战场。他已然就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