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民众的“教化”行动：
宣传工作重心转移： 全省的宣传工作重点，从沙瑞金时期的“反腐倡廉”、“改革攻坚”，明确转向“和谐文化建设”。媒体上充斥着“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和谐社区”、“最美家庭”的故事报道，刻意营造一种温情脉脉、守望相助的正面氛围。对于社会负面新闻和冲突事件的报道，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和“冷处理”方式。
传统文化活动复兴： 鼓励各地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大办特办各种传统文化节、民俗活动、道德讲堂。机关、学校、企业、社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经典诵读”、“家风家训传承”、“邻里节”等活动。高育良亲自出席省里举办的“汉东省孝贤文化节”，并为评选出的“十大孝贤人物”颁奖，场面盛大，媒体广泛报道。
“以文化人”的渗透： 要求文艺创作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多创作体现“真善美”、促进社会和谐的作品。对于带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或可能引发争议的文艺作品，审批和扶持变得格外谨慎。
三、 各方反应与微妙博弈
高育良这套“组合拳”打出来，在汉东引起了广泛而微妙的反应。
祁同伟的务实配合与内心保留： 作为头号盟友，祁同伟在公开场合坚决拥护高育良的理论和实践。他要求全省政法系统在严格执法的同时，要注重“法理情”的统一，推广“温情执法”、“调解优先”，甚至将一些民事纠纷的调解成功率纳入了基层派出所的考核指标。但在私下里，他对程度坦言：“老师的理想是好的，但人心叵测，最终还是要靠有效的控制。德治是锦上添花，法治（在他心中等同于管控）才是雪中送炭。没有‘炭’，‘花’再好看也得冻死。” 他继续埋头打造他的“智慧政法”铁笼，将高育良的“德治”视为覆盖在铁笼上的一层华丽天鹅绒。
宣传系统的忙碌与迎合： 宣传系统的干部们迅速转向，加班加点策划各种符合新导向的宣传活动。他们善于领会意图，将“和谐文化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但也有人私下嘀咕，这种过于强调“一团和气”的宣传，是否掩盖了真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否会让人变得麻木不仁？
基层干部的适应与形式主义： 许多基层干部松了口气，相比于沙瑞金时期动不动就要“啃硬骨头”，现在的工作氛围要和风细雨得多。但他们也面临着新的压力：没完没了的学习心得、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必须完成的“好人好事”报道任务。一些地方，“读典”变成了读文件，“道德讲堂”变成了领导讲话，和谐创建变成了粉饰太平，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新的形式主义。
知识界的沉默与分化： 部分知识分子对高育良推崇传统文化表示欣赏，认为这有助于匡正世风人心。但也有更多独立思考的学者感到忧虑，他们认为将复杂的现代社会治理问题，简单归结为道德教化，是一种倒退；过分强调“和谐”，可能会压制批评声音，阻碍社会进步。然而，在当下的氛围中，这些不同的声音很难公开表达。
普通民众的直观感受： 对于老百姓来说，电视报纸上的内容变得“好看”了，社区活动多了，街坊邻居间被鼓励“和睦相处”，表面上看，社会风气似乎在好转。但只要涉及到具体利益，如拆迁补偿、环境污染、劳动纠纷等，他们发现解决问题的实际渠道和效率，并未因强调“德治”而有根本改善。那种被精心营造的“和谐”感，有时显得有些虚幻和脆弱。
四、 高育良的自信与局限
高育良对自己推动的这一切，充满自信。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广场上正在举办的“社区和谐文化展演”，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更适合汉东、也更符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治理之道。他用“德治”的温情纱幔，巧妙地遮掩了权力运作中不那么光彩的部分，为新的权力结构披上了一件合乎道统的华丽外袍。
在一次与祁同伟的私下交谈中，他意味深长地说：“同伟啊，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秦朝严刑峻法，二世而亡。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乃有文景之治。我们现在，就是要营造一个‘文景之治’般的氛围，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官员修身养性。这才是长治久安之基。”
祁同伟点头称是，但心中却在想：老师啊老师，您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您忽略了，无论是汉初还是现在，真正的安定，背后都需要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您的“德治”是台上的戏文，我的“掌控”才是守夜的更夫。这出戏能否唱得安稳，还得看更夫是否够警觉、够强硬。
高育良的哲学实践，为汉东披上了一层温文尔雅的面纱。但这层面纱之下，是祁同伟构筑的精密控制网络，以及并未真正消失、只是被暂时压抑的种种矛盾。这种“德治”与“掌控”的奇特结合，究竟能将汉东带向何方，仍需时间的检验。但毫无疑问，高育良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个人印记，深深地烙在了汉东的这个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