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他那段婚姻吧。外面都传，说他是靠着岳父梁群峰上位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高育良的表情变得无比诚恳，“我当年是他的老师，他的情况我最清楚。一个农家的孩子，一个九死一生的缉毒英雄，就因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权力压迫得走投无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除了用那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他还有别的选择吗？那不是他个人的道德瑕疵，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他将祁同伟的“原罪”，巧妙地归结为赵立春主政时期那种“不健康的政治生态”的产物，瞬间将个人品格问题，上升到了对旧时代的批判高度。
“至于说他这次办案‘不讲程序’，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高育良的语气变得激动起来，“面对李达康在京州布下的那张水泼不进的网，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腐败分子，我们如果还按部就班，那不是讲程序，那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同伟同志的做法，看似‘出格’，实则是对沙书记反腐决心的最坚决、最彻底的贯彻！”
最后，他图穷匕见，将所有的攻击，都引向了一个最能引起陈老书记共鸣的方向。
“陈书记，您是我们的老领导，您心里最清楚。”高育良的声音压得更低，充满了暗示，“现在汉东的这股歪风，是冲着祁同伟来的吗？不！它是冲着我们省委好不容易打开的反腐新局面来的！一些人，一些旧有的利益集团，看到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这番话，如同重锤，狠狠地敲在了陈老书记的心上。
他沉默了许久，缓缓地端起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
“育良啊，”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充满了分量，“新时代，需要有新作为的干部。一个干部，有点争议，不怕。怕的是，他不敢为人民担当。只要他是真心在为老百姓办事，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应该支持他，保护他。”
高育良知道，他成功了。
……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高育良又分别拜访了几位已经退休、但在汉东仍有巨大影响力的省级老领导。
他没有再重复同样的话，而是根据每个老领导的性格和背景，用了不同的说辞。
对军人出身的老领导，他强调祁同伟的军人血性和英雄本色；对学者出身的老领导，他强调祁同伟那份《检讨》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一张无形的、由汉东最顶层政治资源编织而成的支持网，悄然形成。
这些老领导的“意见”，通过各种看似不经意的渠道，汇集到了沙瑞金和考察组组长郑国梁的案头。
有时，是沙瑞金在散步时，“偶遇”了一位正在打太极的老同志，老同志在闲聊中，“顺便”提了一句：“瑞金书记啊，听说你们公安厅那个小祁，是个好样的，要多给年轻人压担子嘛。”
有时，是郑国梁在北京的老领导，打来一个“问候”的电话，在电话的最后，“无意”中说起：“老郑啊，汉东的情况复杂，选干部，还是要以能力和担当为重，不要被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蒙蔽了双眼。”
这些声音，如同春雨，润物无声，却足以改变一片土地的生态。
当考察工作即将结束时，郑国梁看着桌上那份关于祁同伟的、几乎无可挑剔的综合评价报告，和他收到的、那些来自汉东“元老们”的高度一致的正面反馈，他知道，大局已定。
他拨通了祁同伟的电话，只说了一句：“同伟同志，准备一下，明天上午，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谈话。”
祁同伟挂断电话，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金色的天空。
他知道，老师为他铸造的那面最坚固的政治坚盾，已经成功地，挡住了所有来自暗处的冷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