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槽！”满院人都看傻了，连吴京都忍不住喊出了声。
陈诚得意地挑了挑眉：“怎么样京哥？你能做到不？”
吴京笑着起身，撸了撸袖子：“臭小子，还敢在我面前装老大？小心我真揍你！”
“那可不，我没骗你吧？”陈诚扬了扬下巴，“就我们村，当年小日本打过来的时候，都没让他们占到半分便宜。”
这话瞬间勾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梅艳芳放下粥碗，谢霆锋父子凑得更近了，连一直没说话的助理都竖起了耳朵。
“小日本来的时候，我们村没吃过亏。”陈诚的语气沉了些，像是在翻找祖辈留下的记忆，“那时候县城里的伪军比日本人还多，地痞流氓敢带日本人来霍霍？只要他们白天敢来，晚上就有人去套他们的麻袋——那时候的套麻袋，可不是现在打一顿就完事儿，是真能出人命的。”
他想起爷爷说过的事，接着道：“我爷爷有六个兄弟，三个去当了兵——二爷爷、我爷爷、四爷爷，早年就扛着枪走了。大爷后来能当族长，全靠一件事：有回小日本来村里抢粮食，还牵走了一户人家的猪。那猪是人家养到年底准备过年的，全村人都疼得慌。”
“那时候为了躲小日本，村里的牲畜都赶到山里的山洞里养着。山里黄土松，好挖洞，每天还专门派人去喂。村里的狗也多，小日本离村还有几公里，狗就叫个不停，比哨子还灵。”陈诚笑了笑，“可不知道谁家的猪没藏好，被小日本牵走了。大爷没敢当场发作，怕连累全村，就等了个把月，晚上揣着杀猪刀去蹲点，逮了几天，终于把那个小日本堵着了，一刀就解决了——我大爷也就会点庄稼把式，全靠胆子大。”
“你们村胆子也太大了！”谢霆锋忍不住插了句嘴。
“那时候哪顾得上怕？”陈诚摇摇头，“我们村还有民团，都是自己人，不出去惹事，就守着村子。后来国民党过来，村里人一开始就反感——苛捐杂税多，还总欺负老百姓。南昌起义那时候，村里就有人跟着红军走了，那时候哪知道共产党能胜利？就觉得红军不欺负新兵，部队里的人都是贫苦百姓出身。现在村里还有两个开国少将的纪念馆呢，都是受国家表彰的英雄。”
这话一出口，院子里彻底静了。吴京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梅艳芳眼里满是惊讶，手里的勺子停在了半空；谢贤老爷子直点头：“你们村，真是藏龙卧虎啊！”
“1945年日本鬼子被打出去的时候，村里当兵的人就更多了。”陈诚接着说，“大家都觉得国家解放了，没仗打了，没想到1946年内战又爆发了。那时候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越来越重，十里八乡都知道我们村当兵的多，却没几个人知道，这些人大多都参加了红军。”
“文革的时候，我爷爷本来要跟老领导一起下放到东北，他怕老领导身体扛不住，厚着脸皮找了部队的老战友帮忙，最后和老领导一家一起回了村。那时候镇上的红卫兵敢来我们村闹？借他们个胆子！有回镇政府让我们虚报粮食产量，还让我大爷爷（当时的村支书）配合上报纸。有个傻屌镇长以为堆的谷子都是真的，爬上去拍照，结果‘哗啦’一下掉进去了——里面全是柴火，就外面铺了层谷子。”
陈诚想起这事就笑：“后来镇政府要抓我大爷爷去游街，全村人都站出来了，村联防队都是族兄族弟，全过来帮忙。我们村全姓陈，哪容得外人撒野？那时候村里还有以前留下的枪呢，他们敢动，我们就敢跟他们硬刚，最后啥事儿没有。”
“你们村还敢跟政府对着干？”吴京瞪大了眼睛。
“那是他们没理！”陈诚理直气壮，“我们本来就不同意虚报，是他们逼的。再说了，我们村在十里八乡，从来没受过欺负。清末的时候山里有土匪，别的村都被抢过，就我们村，土匪连靠近都不敢。还有抢亲的，有回我们村去接亲，碰到抢亲的，去的人个个带刀带剑，直接把人打跑了——我们村就没出过光棍！”
“那你们村的地是怎么来的？”梅艳芳好奇地问。
“都是我党分的，还有清朝的时候划的地界。”陈诚指着远处，像是能看见老家的模样，“祖辈选地方的时候特别会挑，后面靠着石头山，夏天不热；旁边500米就是大河，喝水、浇地都方便。山上都是樟树，风景好得很。现在村里好多从单位退下来的老人，都回去养老了。还有祠堂，是清末民初建的，在整个镇都是最漂亮的，村寨门和五六米高的围墙，都是当年在江西督军手底下当文书的祖辈凑钱修的——他后来看不惯官场，回家教书，还办了私塾，村里的孩子都在那儿读书，他家后人现在还在村里呢。”
“我靠，下次一定要去你们村看看！”吴京兴奋地拍了拍桌子。
“欢迎啊！”陈诚笑着说，“我家老宅要是修好，比我这四合院气派多了，能把十里八乡的房子都比下去。不过那时候也不算大户人家，就是人多——我太爷爷有七八个兄弟，到我爷爷这辈也有六个兄弟，人多力量大，才能把荒地开垦出来，把日子过好。那时候生孩子就是添劳力，能开更多地、养更多牛，慢慢就把村子撑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