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一份司礼监起草的奏折悄无声息地摆在了金陵内阁的案几中央；
奏请苏州、扬州两地实行改农田为桑田、棉田，奏折上的理由写得冠冕堂皇：“改稻为桑棉，上利国下利民，可增赋税，丰国库之廪，为善策。”
而内阁成员都看得出来，这份奏折透着诡异；
奏折不是出自地方督抚或朝中大臣之手，而是由专司“批红”的司礼监直接递来的。
按大魏祖制，司礼监只负责传递皇帝旨意、代批奏章，哪有直接奏请政务拟定国策的权力？
这不合规矩的背后，藏着的是皇帝曹祯的急功近利；
国库空，逆贼乱，宗室哭，总而言之就是难难难，平定叛乱要钱，安定宗室也要钱。
皇帝想靠桑棉贸易快速榨取财源，填了眼前的泼天窟窿。
诸葛明坐在内阁首位，手指死死捏着奏折的边角，连纸张都被攥出了褶皱。
他哪能不清楚其中的猫腻？一眼看出其中关窍。
吏部尚书张白圭去江南巡盐，可几十年的盐税烂账堆积如山，查清楚都要耗上半载，更别说追缴入库了，地方上不配合，远水解不了近渴。
曹祯急着用钱，才病急乱投医，不知从哪想出“改稻为桑棉”这步险棋国策。
江南是司马家的地盘，江南那群士绅官员会不知道改稻种桑棉的后果？
苏州、扬州的稻田，养活了南直隶大半百姓，一旦大面积改种桑棉；
粮食必然短缺，用不了多久，饿殍遍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知道，他们当然知道，只是不在乎——饿的是底层百姓，从来饿不到当官的，更饿不到手握权柄的司马家。
相反大灾反而是机遇。
就像银行明知hd有爆雷风险，银监看着债转利，资产偷偷转移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非是“歌舞团”和 “香喷喷的钞票”让人迷了心智。
在这万恶的封建王朝里，死一个人是冰冷的数字，死百万人也不过是账本上的一笔记录；
只要饿不到到当官的头上，便无人真正在意。
国库空了，刀自然要砍向最无力反抗的百姓——因为拿刀的人，从来不会把刀刃对准自己。
内阁议事时，表决结果毫无意外：多数人举了手，同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改稻为桑棉”。
诸葛明坐在椅子上，沉默地垂下眼帘，放弃了表态——他知道，就算他据理力争，也改变不了结局。
不过空耗自己的透支的威望。
江南是司马家的基本盘，这次反对，下一次说不定就是苏州、扬州的巡抚、布政使联名上奏；
在江南那块，他斗不过司马家，而且现在这道国策出自司礼监，同时面对皇帝和司马嵩属实不智。
他总不能事事都强行干涉地方内政，那样只会落个“专权跋扈”的口实，反而离心离德。
司马嵩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诸葛明的妥协，眼底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又被冷笑取代。
他本以为诸葛明会像去年争盐政稽查权那样寸土不让，哪怕透支自己的政治声望，也要用左相三朝柱石的“少数票否决权”硬刚到底，可这次对方竟直接弃牌了。
“看来这三朝柱石，也开始明哲保身了。”
司马嵩在心里暗忖，“是怕牵扯太多，没精力再保张白圭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