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的声音彬彬有礼，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官方口吻。
林枫将手机从耳边稍稍拿开，目光扫过礼堂里已经坐满了的年轻面孔，嘴角勾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弧度。
他对着话筒，声音平静而清晰：“我们放映的是一部纪实作品，不是内部文件，谈不上审查。当然，如果有关部门的同志愿意莅临指导，我们随时欢迎。”
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仿佛那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推销。
青州大学礼堂的灯光缓缓暗下，巨大的幕布上，《被卡住的善意》五个字浮现出来。
没有激昂的配乐，只有粗糙、真实的镜头。
放映过程中，礼堂内鸦雀无声，只有偶尔压抑的抽泣和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声。
当影片播到最后一个片段时，一个脑瘫孩子用扭曲的脚趾，艰难地夹着一支笔，在纸上一笔一划写下“我想上学”四个字。
紧接着，屏幕上打出那份申请被驳回的官方文件，理由清晰得像一把冰冷的刀子：“经核实，服务对象人数不足五人，不符合立项标准。”
全场的光亮瞬间恢复，刺得人眼睛发痛。
许多学生还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与愤怒中，久久无法起身。
就在这时，一个一直坐在最后一排的沉默中年男人站了起来，穿过人群，径直走向站在台边的林枫。
他的步伐沉稳，表情严肃，与周围学生格格不入的气场让他显得格外醒目。
他拦住了正准备收拾设备的林枫。
“林先生，我是陈局，省民政厅的。”
林枫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他甚至没有立刻回应，只是将笔记本电脑转了个方向，重新点开了那个最后的视频片段，推到男人面前。
画面定格在孩子写下的那四个字上。
被称为陈局的男人死死盯着屏幕，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眼神复杂得像一片深不见底的湖。
良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声音低沉沙哑：“这个项目，我当年签了‘不同意’。”
这句话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让周围凝固的空气泛起了涟漪。
林枫抬起眼，终于正视他，目光锐利。
陈局没有回避他的视线，而是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薄薄的文件，递了过去。
“这是内部审计组对‘合规推进会’相关流程的初步调查通报。你们在网上说的那些事，有人开始查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几十公里外的星光社区中心，张野正带着一群康复中心的特殊儿童进行一场小小的演出。
他们表演的是一首手语诗，名叫《漏掉的答案》。
现场没有催人泪下的悲情音乐，孩子们用自己清脆的击掌声代替节拍，每一次拍手都整齐而有力。
当他们用稚嫩但坚定的手语比划出那句诗：“你们说我们拖累社会，可谁来算算，你们欠我们多少个春天”时，台下一位穿着干部夹克的男人猛地站了起来。
他是这里的街道办主任，刚刚还带着视察的表情坐在第一排。
他什么也没说，铁青着脸，快步离开了现场。
孩子们有些不知所措，张野却轻轻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示意表演继续。
半小时后，就在演出即将结束时，那位主任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怀里抱着一台崭新的投影仪，包装盒都还没拆。
他把设备往张野面前一放，声音因为急促而有些发抖：“我们社区……条件有限，但我们想申请，成为你们的帮扶点。”
周围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可张野没有去接那台设备。
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空白的帮扶点申请表，郑重地递到主任手里，眼神无比认真：“感谢您的好意。但您得先走一遍我们制定的申请流程，走通了，我们再谈合作。”
风向的变化，赵子轩感受得最为敏锐。
一些主流媒体的网站和报纸角落，开始出现零星的、类似“民间互助创新案例观察”的报道。
文章措辞谨慎，小心翼翼地赞扬着他们的模式，却无一例外地回避了最核心的“审批困境”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