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那个冰冷的电话如期而至。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声音毫无感情，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王女士的家属吗？请携带孕妇本人及《胎儿心理稳定性评估表》，于今日下午三点前到站内填写。”
林枫握着电话，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扶住小芳的肩膀。
小芳的脸色瞬间煞白，手不自觉地护住了微微隆起的小腹。
那张所谓的评估表，他们早已从“失信者联盟”的内部资料库里见过扫描件，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淬了毒的针。
卫生站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廉价塑料混合的气味。
一个面无表情的护士将他们引到一张小桌前，递上那张a4纸。
林枫的目光扫过纸上的条目，心脏一寸寸下沉。
“母亲是否经常在社交媒体或日常交谈中表达对社会政策的不满？”
“孕期是否参与过任何形式的集体申诉或维权活动？”
“家庭主要成员近五年内是否有信访记录？”
问题一个比一个荒诞，像一张无形的巨网，试图将一个尚未出世的生命，与家庭的“社会价值”牢牢捆绑。
林枫的呼吸变得粗重，他能感受到身边小芳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她的指尖冰凉，紧紧抓着他的衣角。
直到看见最后一题，林枫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
“若评估结果显示，您的孩子出生后可能面临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受限的风险，您是否仍坚持生育？”
下面是两个冰冷的方框：【是】与【否】。
这哪里是评估，这分明是审判。
他们用最温柔的词句，包裹着最残忍的内核，强迫父母在孩子的未来和现实的压力之间，亲手做出抉择。
林枫拿起笔，却迟迟无法落下。
他冷笑一声，声音不大，却像冰锥刺破了这压抑的寂静：“他们不是在做评估，他们是在搞精神逼供。”
几乎在同一时间，几十公里外的市妇保院，一场内部培训会正在秘密进行。
赵子轩调整了一下领带，胸前“华康医疗”的伪造工牌微微反光。
他以医疗器械销售员的身份混了进来，口袋里的录音笔正贪婪地吞噬着会议室里每一个字。
台上，妇产科的郑主任正对着几十名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大家要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强制引产，那是野蛮的，也是违规的。我们的工作，是引导、是建议、是帮助那些‘高风险’家庭做出‘理性选择’。”
她顿了顿，推了推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
“对于那些评估分数低的家庭，我们要善用‘医学风险’这套话术。不要直接说她的信用分不够，要告诉她，根据我们的综合评估，‘胎儿神经发育存在不稳定的可能性’，或者‘母体长期处于高压焦虑情绪下，激素水平异常，可能影响胎儿健康’。”
台下鸦雀无声。
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医生忍不住低声发问，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郑主任，那……如果孕妇了解所有风险后，还是坚持要生呢？”
郑主任笑了，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
“那就让她签《高风险生育知情同意书》。白纸黑字写清楚，一切后果由家庭自行承担。记住，我们的原则是，绝不把责任揽在医院身上。”
赵子轩攥紧了口袋里的录音笔，坚硬的塑料外壳硌得他掌心生疼。
他几乎能听到自己指甲掐进肉里的声音。
这套滴水不漏的话术，巧妙地将制度之恶，悄无声息地转嫁为了个体的“自愿选择”和“责任自负”。
多么阴险，多么恶毒。
压抑的怒火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同时燃烧。
第二天上午，市妇保院门口出现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二十多名孕妇静静地坐在医院门前的台阶上，她们不喊口号，不拉横幅，只是每个人面前都立着一块小小的木牌。
“我肚子里的，是好人。”
“他还没睁开眼，你们就要判他有罪？”
“信用有高低，生命没有。”
这是张野组织的“胎动抗议”。
这些孕妇都曾是“失信者联盟”的求助者，她们用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方式，表达着最后的尊严。
保安很快围了上来，试图驱赶，人群中却突然响起一声苍老的怒喝：“都给我住手！”
老李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从人群后挤了出来。
她满头银发，脸上布满皱纹，但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她走到保安队长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泛黄的笔记本，用力拍在台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