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陷入了短暂的、近乎凝滞的寂静。
只有中央空调系统发出低沉的、几乎听不见的运行声，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被厚重玻璃隔绝得十分模糊的城市喧嚣。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房间，在光洁如镜的深色大理石地面上投下大片明亮到刺眼的光斑，也将空气中飞舞的尘埃照得纤毫毕现。
陈裕年没有说话。他就那么坐着，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十指交叉随意地搭在宽阔的红木桌面上。他的目光，像两把冰冷的、精准的手术刀，一寸一寸地刮过杨楠的脸，从她微微颤动的睫毛，到她紧抿的、失去血色的嘴唇，再到她绷紧的下颌线，最后，落在她交握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的手上。
他在打量她。以一种猎食者评估猎物状态的眼神，冷静，审慎，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欲。
杨楠能感觉到那目光的重量，像实质的冰水，浇在她紧绷的神经上。她强迫自己迎上他的视线，强迫自己不要躲闪，不要流露出任何一丝怯懦。但交握的双手，手心早已一片湿冷。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被拉得无比漫长。
终于，陈裕年开口了。他的嘴角向上弯起，那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温和的、带着关切意味的笑容。可他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笑意，只有深不见底的幽暗。
“怎么？”他问，声音低沉平稳，像在询问今天的天气，又像在引导一个闹别扭的孩子，“你不是有事要说吗？”
杨楠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眼。
这个简单的动作，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她的目光穿过桌上那束新鲜的白百合（他喜欢在办公室放花，说显得“有生气”），穿过两人之间不过两米、却仿佛隔着天堑的距离，直直地落在陈裕年脸上。
阳光从他身后的大窗照过来，给他周身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边，也让他脸上的表情隐藏在逆光的阴影里，晦暗不明。只有那双眼睛，在阴影中闪烁着某种难以言喻的、令人心悸的光芒。
她看着他，看着这个她跟了多年、为他做过无数肮脏事、曾让她又怕又不得不依附的男人。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干涩，发紧。
吸气，呼气。再吸气。
然后，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平静得不像她自己，平静得近乎冷酷：
“董事长，我想辞职。”
“辞职”两个字，像两颗冰珠，清脆地砸在寂静的空气里，然后迅速凝结，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
陈裕年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不是那种夸张的、戏剧性的变化。恰恰相反，他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嘴角依旧维持着那个上扬的弧度，眉眼依旧温和。可杨楠清晰地看到，他眼底那片深不见底的幽暗，骤然收缩了一下，像平静的湖面被投入石子，激起了冰冷的涟漪。
他交叠的双手，几不可查地收紧了一瞬，指节微微凸起。他看向杨楠的目光，从之前的评估，瞬间转变为一种更深、更锐利、也更具压迫感的审视。
“为什么辞职？”他开口，声音依旧是温和的，甚至比刚才更柔和了一些，带着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吻，“是工作上遇到什么不开心、不愉快的事了吗？还是……谁让你受委屈了？”
他问得关切，像一个体贴的上司，一个……关心情人的男人。可杨楠太了解他了，她听出了那温和语调下，瞬间紧绷的警惕和飞快运转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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