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敢当，怎么敢当。”何秋有些慌乱。
朱标认真说道：“先生献出的良种亩产几十石，两种良种还不挑地。丰年百姓能多收粮食，荒年更可借此活命。如此大恩，怎能不拜？”
何秋看着眼前面相敦厚的太子，心头一热。虽然自己是跟着朱棣的，但朱标这种君子气度确实让他动容。
他本想解释，即便没有自己，这些作物日后也会传入中土，可转念一想，从系统里拿出的种苗已是后世改良版，若晚个百来年，不知要多死多少人。最终他还是沉默不语。
一旁的朱棣看着朱标的举动，心里也想像大哥那样，代天下百姓谢过何秋，可惜自己没那个资格。
朱标行完大礼，又认真地问道：“我听父皇说，何先生对天下弊政颇有见解，可否为我解惑？”
朱棣也期待地望向何秋。之前何秋从未对他提过这些，若不是这次进京，或许他还不知道何秋心中有这么多想法。
何秋斟酌了片刻。眼前的两人皆非寻常之辈，自己说的话，或许将影响千万人的性命。
思索已毕，何秋缓缓开口问道：“敢问两位殿下，在你们看来，治理天下最要紧的是什么？”
朱标试探着答道：“轻徭薄赋？”
朱棣沉思片刻，道：“钱粮。”
何秋先是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在我看来，治国最重两件事：财，与人。”
“简单来说，朝廷的根本在于钱粮与人才。有了钱粮，政令才能推行天下；没有钱粮，朝廷的号令恐怕连京城都出不去，更不用说治理四方了。”
“有了人才，朝廷的良策才能落到实处，否则再好的政令到了地方，也会被歪曲执行。”
朱标不解地问：“可天下的田税和口赋大致固定，就算加上盐铁专卖，一年也不过千万钱粮，难道还不够用吗？”
“如果不修筑水利，不赈灾平乱，自然够用。”
何秋接着问道：“殿下可知道，南宋当年凭何能以东南一隅抵挡蒙古数十年？”
“这……确实不知。”
朱标与朱棣都摇头。
“靠的是商税和海关。”
“南宋商税远高于本朝，加之海上贸易的税收极为可观。南宋初年，仅市舶司一年就能收入一百五十多万缗，折合白银也有一百五十万两以上——如今朝廷一年的白银收入，恐怕还没这么多吧？”
朱标二人闻言，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至于人才，两位殿下想必也清楚，世上 ** 污吏不少，能干的官员却不多。许多所谓的清官，仅仅私德尚可，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甚至不如某些 ** 。”
“依靠这样的人治理国家，百姓即便在丰年也难以为生；更何况地方上常有豪强欺压百姓，与官吏勾结，祸乱一方。”
何秋说到此处，不禁叹息。
他明白，在中国古代，百姓之苦，往往不需天灾人祸，一个小吏就足以令他们家破人亡。
“因此，财政与人才，看似两件事，实则一体两面，互为支撑。”
“如果殿下问我国策，我的建议是：首先开放海禁、调整商税；有了充足的财政收入后，着手改革军制，稳固兵权；之后推动科举改革与吏治革新。待这些基础稳固，再推行官绅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等大政。”
朱标惊讶道：“科举改革？”
何秋目光深远，答道：“是的。如今的科举，选出的多是五谷不分、只会死读经书之人。他们常常被地方豪强和狡猾的吏员操纵利用。”
“这样的人，难道是殿下心中理想的治国之材吗？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唯有从基层历练出来的人才，才不至于成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之辈。”
“当然，改革之后仍难免有 ** ，但情况总会比现在好一些。”
朱标想到自己那些讲学老师的情形，觉得何秋说得确实有几分道理。
朱棣则更关心具体的改革内容，追问道：“先生能否为我们详细讲讲这些改革的细则？只听名称，我们实在难以理解。”
何秋面对二人热切的目光，一时有些窘迫。
糟了，刚才讲得兴起，有些内容自己其实也只知道个名目，具体如何操作、是否适用于这个时代，他并不清楚。
可话已至此，也难以回避，他只好清了清嗓子，硬着头皮向两人解释起来。
“开放海禁最为关键，在天津、杭州、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普通货物少征税，贵重物品如香料、宝石等奢侈品则课以重税，具体税率可交给户部官员去定。”
“辅以新的商税，条目要清楚，防止官员借机舞弊。”
“税率不妨高一些，要知道，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商人就会去经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他们就敢冒险；要是利润达到百分百，这些人连律法都敢践踏。”
何秋引用《资本论》中的内容，朱棣二人听得心悦诚服，这话说得太对了。
商人不正是如此吗？自汉武帝以来，哪朝不实施盐铁专卖，可私盐贩子什么时候少过？还不是因为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