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垃圾倒掉吧。”高日辉吩咐道。我连忙端起垃圾桶，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厕所，将垃圾倒掉。
当我回来时，发现炕沿上放着一盆清水，高日辉让我抱起弟弟在水盆上面，她就开始给弟弟洗屁股，洗干净后又用我家横杆上晾着的毛巾擦干。接着高日辉又用拧干的湿抹布仔细地擦拭着炕席。她的动作轻柔而专注，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宝物。
随着她的擦拭，炕席上的污渍渐渐消失，原本弥漫着的臭味也随之消散。不一会儿，炕席变得干净整洁，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息。
我站在一旁，看着高日辉的一举一动，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佩。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谢意，只能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那里，咧着嘴傻笑。
和高日辉一起玩耍的时光，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包子剪子锤锤锤”，谁赢了谁就当医生，输的人则要当病人。
这个游戏看似简单，却充满了乐趣。每次玩的时候，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喊着：“包子剪子锤锤锤！”然后一起出拳。而结果往往是高日辉赢得比较多，她总是能准确地猜出我出的是什么，让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聪明才智。
当高日辉当医生时，她会非常认真地给我这个病人听诊、把脉、打针。她会把听诊器（其实就是一块橡皮块）小心翼翼地贴在我的胸口，然后专注地数着我的心跳。接着，她会用红头绳的一端轻轻按在我的手腕上，再把另一端用手按在她的耳朵上，仔细地聆听着我的脉搏。她的动作轻柔而专注，仿佛真的是一名专业的医生。
然而，轮到我当医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高日辉只肯解开一颗纽扣，露出锁骨下那米粒大的痣。她还会晃着她那可爱的羊角辫，娇嗔地对我说：“女孩子的皮肤像豆腐脑一样嫩，你要轻点啊。”那时的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害羞，所以每次当病人时，我都会像在医院一样，毫不犹豫地脱掉裤子，让医生给我打针。
除了玩“包子剪子锤锤锤”，我和高日辉还在家里一起玩过打滑梯。只要把家里炕里的长板子搭在高高的后窗台上，一个简易的滑梯就做好了。我们会兴奋地爬上窗台，然后顺着板子滑下来，享受那短暂而刺激的快乐。
当然，我们也玩过捉迷藏。我会被蒙上眼睛，从一数到十，然后开始寻找高日辉的藏身之处。眼睛看不到，要用耳朵听，用手到处摸，有时手从她的头上方经过时，我感觉到了头发丝的存在，立刻手向下抓住了高日辉。每次找到她时，我们都会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些回忆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它们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童年生活中最珍贵的一部分。
在 1965 年，我家即将搬走的时候，高日辉突然塞给我一个布包。我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她用作业本纸订成的一本《儿童团日志》！每一页都整整齐齐地贴着我们一起捡来的糖纸，这些糖纸五颜六色，仿佛记录着我们曾经的快乐时光。
翻到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幅画，画中是两个手拉手的小人，旁边还写着一行字：“永远的团长和卫生员”。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我们一起玩耍的日子，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然而，1966 年的某一天，我听到同学们说高日辉家被贴了大字报。我心急如焚，立刻从柳条湖飞奔到她家去看个究竟。当我赶到时，她家的后窗户已经被大字报贴得严严实实，其中最醒目的标题便是“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高库”。高库，正是高日辉的父亲。
我站在远处，远远地看到了高日辉。她也看到了我，但我们谁都没有勇气开口打招呼。我们就这样呆呆地互相凝视着，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高日辉，从那以后，我们便失去了彼此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