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一九六三年，爷爷如同一棵沉稳的大树，扎根在我家的四合院中。我家的东厢房里，炕宛如温暖的港湾，静静躺在房子的东面，而爷爷的钢丝床则似一座坚固的堡垒，矗立在房子的西面。我总是像一只调皮的小猴子，爬上爷爷的床，蹦蹦跳跳，将爷爷的床折腾得一片狼藉。然而，爷爷却从不气恼，他那慈祥的笑容，仿佛春日里的阳光，温暖而宽容，他总是耐心地将床重新铺好。白天，爸爸妈妈如辛勤的蜜蜂，奔赴工作的花丛，弟弟们则像欢快的小鸟，飞向幼儿园的天地，屋内只剩下我和爷爷相依为伴。对门的高奶奶常常迈着轻盈的脚步过来，高日辉就像个小尾巴，紧紧跟随其后。常常是我与高日辉尽情嬉戏，爷爷则和马奶奶愉快地唠着嗑。我曾数次目睹，爷爷如同一位绅士，优雅地为高奶奶点烟，或许是高奶奶那长长的烟管，宛如一条蜿蜒的长龙，让她的手难以触及。
那时，我的伯伯、叔叔和姑姑们经常来，一来就在我家吃饭。妈的拿手菜就是黄豆炒豆腐，我特别不爱吃。后来我才知道，豆腐是黄豆做的，只是一个硬，一个软。后来我才知道妈妈的用意。硬的适合青壮年的客人吃，软的适合老年人吃。一家老老小小都能吃，而且省火、省油、省事、省钱，在困难年代，许多人家还吃不上呢。
春节时，爷爷去了伯伯家。“我要去伯伯家找爷爷。”我大声嚷嚷，爸爸只好让我坐上二八大杠，把我带到大北门车站，送我上了摩电，嘱咐我到终点下车，然后在终点站等他。坐上摩电后，我就开始数站，一共三十站，最后达到了终点站十四路。在终点站等了半个小时，见爸爸骑着二八大杠到来。
伯伯家有一个堂哥、一个堂姐和一个堂弟。堂哥堂姐忙着考学不跟我玩，只有堂弟和我玩。我和堂弟打冰嘎、滑冰车、放鞭炮、点灯笼，玩得不亦乐乎。我在伯伯家玩了两天后，就和爷爷一起往家返。爷爷也骑二八大杠，但爷爷没有让我坐摩电，而是一路带着我访问亲友，都是我从未见过的亲戚朋友。我记得是在姑奶家吃的八大碗，碗里的菜都被碗扣着，人到齐了，掀开碗才看见里面的菜，都是肉，可好吃了。
那时，有街道工厂，经常雇爷爷赶马车。我坐爷爷的马车，到过家附近的许多工厂。爷爷经常喂马，马栓在大北一小学附近的工厂里，爷爷把稻草切成小段，再往稻草里扔进几把苞米粒，有时还喂豆饼。我多次偷过豆饼吃，很好吃。我看马吃草时也总是用嘴翻找豆饼吃。爷爷经常倒马粪，那个脏啊，我总是离得老远老远。但是，坐马车时，我又坐在马屁股后面，马一甩尾巴，我就知道拉粪了。赶紧捂住鼻子。
爷爷还对我说过，“我给关羽队长送两袋高粱米，你爸爸才留在县大队，不然就去朝鲜了，很可能就不能活着回来了，也就没你了。”爷爷还常提起，被日本鬼子鞭打过电的事，爷爷的前胸和后背还能看见伤痕。
爷爷离世前，还在拒收我给他的钱，他眼含着泪水，不愿离开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