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靠在病床上输液，脸色白得像张纸。他媳妇坐在旁边削苹果，眼圈红红的说：“医生说他血压低，胃也不好，都是熬出来的。这三年他就没在十二点前睡过，饭也瞎对付，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顿。”
老郭扯了扯嘴角，想笑没笑出来，“别听她瞎说，就是最近答辩忙，没休息好。”
真正把“代价”两个字摊开在眼前，是在学院组织的集体旅游时。那年我刚评上教授，名单公示那天，老郭特意来我办公室道贺，“该你的，你这几年发的论文和拿的项目，够硬气。”他说这话时，语气挺平和。
旅游住酒店，巧得很，我和老郭被分到一个房间。晚上洗完澡，他坐在床边脱袜子，我才看见他脚踝肿着，按一下就陷个坑。“这是咋了？”我问。
“老毛病了，久坐，血液循环不好。”他把袜子扔在一边，揉了揉脚踝，“读研那几年总在图书馆坐一天，后来就落下这毛病，阴天下雨就疼。”
他沉默了会儿，从包里摸出个药盒，倒出两粒白色药片，就着温水咽下去。他靠在床头，叹了口气，脸上是那种混着疲惫和释然的苦笑，“文凭是拿到了，可身体也造完了。”
“前阵子体检，医生说我有中度脂肪肝，颈椎也不好，还有慢性胃炎。”他掰着手指头数，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媳妇总说我，为了张文凭把命搭进去，不值当。”
“那职称的事……”我没敢说下去。按他的资历，加上硕士学位，本该能评教授了。
“别提了。”他摆摆手，“这几年心思全在读研上，论文没发几篇，项目也没敢接，评职称的材料根本凑不够。今年怕是又没戏了。”他顿了顿，转头看我，“倒是你，没读研，一门心思搞学术，反倒先评上了。”我说：“我命好，赶上本科学历评教授的末班车了。”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他鬓角，我才发现他添了不少白头发，像是撒了把碎盐。房间里静得很，只有空调的嗡嗡声。我想起十年前，我们刚当教研室主任时，我们都以为，学历是钥匙，只要拿到手，就能打开所有门。
可路走到这儿才发现，钥匙确实能开门，但攥着钥匙的手，或许会被磨出茧，或许会被划出血。老郭选了那条需要弯腰捡钥匙的路，把力气都花在了“拿到”上，等直起身时，才发现身上落了层伤；而我绕开了捡钥匙的路，却在另一条路上意外地攒够了开门的力气。
“值不值呢？”他忽然低声问，像是问我，又像是问自己。
这时，门外有人喊：“郭老师，打扑克了，三缺一。”
老郭不情愿地下了床，向屋外走去，我知道，他不是教授，他的教研室主任已被教授替代了，他现在是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打扑克，是要和老师打成一片，身不由己啊。后半夜我上厕所时，看到老郭的床还空着。
第二天早上集合，老郭起来时动作很慢，扶着腰缓了好一会儿才站直。我想去扶他，他摆摆手说没事，“老毛病了，活动活动就好。”他走在我前面，背影比几年前佝偻了些，却还是稳稳当当的。
大巴车开的时候，他靠在车窗上打盹，阳光照在他脸上，把眼角的细纹照得清清楚楚。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他当年填报名表时的样子，笔尖用力，眼里亮得很。或许他早就知道，奋斗要付代价，只是真到了付出的时候，才明白那代价具体是些什么——是深夜图书馆的灯，是胃里的隐痛，是脚踝上的肿，是评职称时的遗憾。
可要是再选一次呢？我猜他还是会填那张报名表。就像我再选一次，或许还是会放弃读研。象牙塔里的路就那么几条，每一条都有看得见的收获，和看不见的代价。我们不过是在各自的路上，把代价认了，把收获攥紧了，接着往前走罢了。
车过隧道，光线暗了又亮。老郭醒了，揉了揉眼睛，转头冲我笑了笑。“看啥呢？”他问。“没看啥。”我摇摇头，也笑了，“想着到了地方，得尝尝当地的特色菜。”
“得尝尝。”他点头，“听说这儿的鱼汤鲜，正好补补。”
阳光透过车窗，落在他手里的保温杯上，水汽慢悠悠地往上冒，像条没尽头的路。
老郭和我几乎同时退休，我是教授职称退休，老郭是副教授职称退休。但是一年后，老郭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