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后他被安排住院，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没伤着眼睛，也没感染。我守在病床边，看着他脸上缠着纱布，心里又后怕又酸。他醒过来见我坐着发愣，还打趣：“你看你，脸都白了。其实该庆幸，我走在前面，要是你……”
我没让他说下去，赶紧递水给他。可心里清楚，他说得对。要是我走在前面，以我那冒失的性子，肯定也会像他那样跳过去，撞上窗角的就是我。是他，在我没察觉的时候，替我挡了这一下。
那天下午我在病房外给师母打电话，说清情况，师母在那头叹了口气：“他就是这样，总想着别人。年轻时候在清华，就是因为替同学说话才……”话说了一半没再说，可我懂了。邹老师，五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二十多年的委屈没磨掉他的温和，反倒让他更懂得体谅旁人。
后来邹老师出院，我送他回住处。路上他还惦记着讲课的事，说剩下的内容要跟我对对。我看着他脸上的白纱布，突然想起1972年那个清晨，他蹲在那盖着白布单的担架旁哭泣的样子。岁月好像绕了个大圈，把曾经的苦酿成了后来的暖，而他始终是那个邹老师，只是不再需要低头走路了。
再后来我常去看他和师母，师母会端出水果，邹老师就跟我聊专业，聊学校的变化。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他眼角的皱纹上，也落在他始终温和的笑脸上。我总觉得，那些被辜负过的时光，终究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找补回来了。而他教会我的，不只是专业知识，还有在难里守着良善，在暖里记着感恩——这大概是比任何学问都珍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