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深夜攻读》小小说，写了夜班贺兰在休息室看马列书的样子。她拿着稿子就往宣传科送，很快就贴在了厂门口的宣传栏上。贴的时候，窦花特意把边角按得平平整整。
有回学唱歌，“把青春献给伟大的党”，唱到第三遍，她起调起高了，后半句卡了壳，她脸一下子红透了，却梗着脖子接着唱，大家笑着跟着和，窗外的月光都像暖了几分。
我的《停机之争》小说写好时，秋老虎闹得正凶。我把稿子递给窦花时，她刚从汽轮机房出来，额头上还沾着汗，接过稿纸时却先找了块干净布先擦了擦手。第二天我在锣鼓队仓库练镲，队员们都走了，她推门进来，手里捏着稿子，眉头皱着。
“这矛盾写得实，”她把稿子往鼓面上一放，“但能不能往深挖挖？比如上升到路线斗争？”
我捏着镲片的手顿了顿：“咱电厂政审严得很，哪来的阶级敌人？就是老周师傅想省点煤，小李师傅想赶点进度，纯粹是干活的分歧。”
她没说话，低头翻稿子，翻到最后一页，忽然抬头看我。仓库里光线暗，她的眼睛在阴影里，看不清情绪。“可你没看《火红的年代》电影吗，那里的故事情节，就加入了阶级敌人应家培搞破坏……。”
“电影是电影，但在我们车间里真找不出阶级敌人。”窦花急切地说：“那你可以虚构啊……！”我还没等她说完，就叹口气抢着话说：“我不能说假话，说官话，失去了真实性，作品就没人看了。我话一出口又悔了，她是书记，我不该这么顶她。
倒是她先松了口，把稿子叠起来递给我：“你说得也对。”她往门口走，脚边踢到片东西，弯腰捡起来，是片枫叶，不知谁带进来的，红得透亮。她捏着枫叶转了转，忽然笑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大仲马，写的啥？”
我一愣，随即给她讲起了《基督山伯爵》。这是我在中学红卫兵团的办公室里，从收缴的一堆黄书中翻到的。我讲得眉飞色舞，她靠在门框上听，时不时问一句“后来呢”。
夕阳从她身后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描得毛茸茸的，连辫子梢都泛着金边。末了她叹口气：“这些书，我都没读过。”语气里有点怅然，却没半点不自在。
我要走的消息传到她耳朵里时，枫叶已经落满了厂路。那天她来宿舍找我，手里捧着本《短篇小说写作知识》，这是我之前借她的。“给你。”她把书递我，指尖碰了碰我的手，凉丝丝的。
我翻开书，一片枫叶掉了出来——正是那天仓库里她捡的那片，被压得平平整整，红得像没褪过色。
“以后到了新地方，”她站在门口，背对着光，声音有点闷，“别忘了给我写信。”
我捏着那片枫叶，叶尖的锯齿硌着掌心。“你也得读点杂书。”
她笑了，还是那种浅淡的笑，却比以往都久些。“好！”
后来我常想起那天，她站在门口的样子，蓝布工装，黑辫子，身后是漫天的晚霞。那片枫叶我夹在日记本里，每次翻到，都像能听见她念“立雄心，树大志，坚定不移学马列”的声音，也好像能看见她靠在门框上，听我讲大仲马时，眼里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