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农机小组，尹斌和孙强也走了过来。孙强推了推眼镜，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叠图纸，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条，还有用红笔标注的修改意见。“杨老师，你看，这是我们改进的插秧机齿轮结构，之前的样机总卡秧，现在改了传动方式，应该能解决问题。”他说话时，眼神一直落在刘莹身上，带着藏不住的温柔。
尹斌指着图纸上的一个部件，语气坚定：“一旦试制成功，我立刻把样机带回青年点。你不知道，青年点的知青们插秧插得腰都直不起来，一天下来，手上全是水泡。这机器要是能用，能解放多少体力劳动啊！”他的眼睛在夕阳下亮晶晶的，像映在稻田里的光。
往后的日子，我经常去校办农场或者制图室找他们。有时候是看他们在田里调试插秧机，尹斌在前面扶着样机，孙强在旁边记录数据，刘莹则拿着扳手时不时拧紧螺丝，三人配合得格外默契；有时候是在制图室里看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对着图纸争论，孙强总爱跟刘莹抬杠，说她的设计“太保守”，刘莹则会反驳“得考虑实际操作，老乡们用着得顺手”，尹斌就在旁边当“和事佬”，笑着说“咱们再试试，总会有办法的”。
我渐渐发现，孙强看刘莹的眼神不一样了。有一次，制图室的灯管坏了，孙强踩着凳子换灯管，刘莹站在下面扶着凳子，仰头看着他，眼里满是担忧：“你小心点，别摔着。”孙强低头看她，嘴角弯起一个温柔的弧度：“放心，我技术好着呢。”换完灯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递给刘莹：“上次我妈寄来的，给你吃。”刘莹接过糖，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偷偷剥了糖纸，把糖放进嘴里，甜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尹斌其实早就看出来了，有一次跟我聊天时，他笑着说：“孙强和刘莹啊，就是嘴硬。上次调试插秧机，刘莹不小心摔进田里，孙强二话不说就跳下去把她拉上来，还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生怕她着凉。”他顿了顿，语气里满是欣慰：“他们俩都是踏实人，在一起挺好的。”
插秧机的试制过程并不顺利。有一次在稻田里试验，秧机突然卡住了，秧苗撒了一地，尹斌急得满头大汗，蹲在田里拆机器，手指被齿轮划破了，鲜血滴在泥水里，他却浑然不觉。刘莹递给他一块干净的布条，眼圈红红的：“要不咱歇歇吧，别太累了。”尹斌摇摇头，咬着牙说：“不行，老乡们还等着呢，咱们得抓紧时间。”
那天晚上，他们在制图室里熬了个通宵。孙强画图，刘莹整理数据，尹斌则拿着零件反复琢磨。天快亮时，尹斌突然一拍桌子：“我知道了！是齿轮的咬合度不够，咱们把齿轮的齿数改一改，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他们立刻动手修改，等太阳升起来时，新的齿轮已经装好了。
再次试验时，插秧机在稻田里稳稳地前进，一行行秧苗插得整整齐齐，速度比人工快了十倍不止。社员们围在田埂上，看得目瞪口呆，有人忍不住拍手叫好：“这机器太神了！以后插秧再也不用累得直不起腰了！”刘莹和孙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喜悦和激动，尹斌则拿出笔记本，认真地记录着数据，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后来，尹斌带着插秧机的样机回到了青年点，帮老乡们改进了不少农机器具。毕业时，他被分配到黄金学院，凭着一股钻研劲，一步步从讲师做到了院长。他还经常回学校给机械系的学生讲课，每次都会提到当年在农机小组的日子，说“是那段在稻田里摸爬滚打的时光，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机械，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刘莹和孙强则留校当了老师，并结成伉俪。夫妻俩一起组建了农业机械研究室，继续改进插秧机、收割机，他们研制的农机具不仅在本地推广，还卖到了周边省份。
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做客，看到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是当年农机小组在稻田里的合影——尹斌扛着插秧机，刘莹和孙强站在他旁边，三人笑得格外灿烂，身后是金灿灿的稻田，像一片翻涌的波浪。
“杨老师，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刘莹指着照片，眼里满是怀念，“那时候多年轻啊，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想把所有的想法都变成现实。”孙强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水果，笑着说：“现在也不老啊，咱们还能再研究几十年农机呢！”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照片上，把那些青春的脸庞照得格外清晰。我突然想起公社党委的那封信，想起尹斌在稻田里弯腰割稻的身影，想起刘莹和孙强在实验室里争论的模样。那些在青春里闪闪发光的日子，那些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时光，就像稻浪里的收割机的齿轮，咬合着、转动着，把平凡的日子磨成了最珍贵的回忆。
后来，我在整理团委档案时，又看到了那封公社党委的信，信纸已经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我把它和那张老照片放在一起，心里突然明白，所谓青春，就是在最好的年华里，遇见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一起成长，把自己的梦想，种在祖国的土地上，等着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