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的傍晚，柳条湖的风裹着碎雪碴子往衣领里钻，我攥着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歌剧票，把爸爸念叨的路线在心里过了第三遍——过铁路、坐十三路、换摩电，最后到工人文化宫。十岁的我手心里全是汗，一半是怕走丢，一半是获得票时的雀跃，总觉得今晚能把《红梅赞》的调子从剧场里揪出来，攥回家唱给隔壁刘大哥听。
十三路汽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被大人的胳膊肘顶在车门边，好不容易拱到售票员跟前，攥着一角钱的手刚抬起来，售票员大叔就笑了：“这是谁家小孩，有大人吗？我回答道：“没有大人，就我自己！”“你子子还不到一米二，免票。”售票员大叔爽朗地说。那一角钱突然变得沉甸甸的，我偷偷把它塞进棉袄内袋，贴着心口暖着，仿佛捡了个天大的便宜。车窗外的树影往后退，路过手工业俱乐部时，我瞥见门口亮着“检票入场”的灯牌。我忽然想起，去年我死活要跟着爸爸来这儿看内部电影。结果，我被检票员揪着后领拎出来，小孩不让看。我的同学王炳臣却看了内部电影后，眉飞色舞说电影里有军舰上落飞机，飞机还能在在甲板上起飞，此时此刻去年的事倒成了路上回想的小插曲。
到太清宫换摩电时，天已经擦黑了。五分钱的车票钱捏在手里，我盯着售票阿姨的手，盼着她也说句“免票”，可她接过钱，撕票的动作干脆利落。我慌了神，怕坐过站，忙把歌剧票递过去：“阿姨，我去工人文化宫。”阿姨指尖碰了碰票根，抬头冲我笑：“记着啊，太原街站下，下车顺着街往南走，看到广场就到了。”
摩电的铁轮子在轨道上“哐当哐当”响，窗外渐渐亮起霓虹灯。红的、黄的光在雪雾里晕开，把路边商铺的招牌照得暖融融的，我扒着车窗看，连电线杆上的海报都觉得新鲜。到太原街站下车时，我差点被扑面而来的霓虹晃花眼——街上的人比柳条湖街上的人多多啦，自行车铃、叫卖声混着远处传来的收音机声，裹着一股陌生的热闹劲儿，我赶紧按着阿姨指的方向走，脚底下的棉鞋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
没走多久就看见一片亮堂的广场，工人文化宫的牌子挂在门楼上，红灯笼在风里晃。我小跑过去，把票高高举到检票员跟前，手都在抖。可检票员接过票看了一眼，眉头就皱起来：“小子，你这票是铁西工人文化宫的，我们是沈阳市工人文化宫，不是一个地儿。”
这句话像块冰，“咚”地砸进我心里。我盯着票上的字，突然想起爸爸说的“卫工街”——刚才在摩电上只顾着看霓虹灯，早把这三个字忘得干干净净。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冻得脸颊发疼，我想辩解，喉咙却堵得发紧，只能看着检票员把票递回来，指尖碰着票角，凉得像雪。
我攥着票往回走，脚步沉得像灌了铅。路过解放电影院时，鬼使神差地我又把票递了过去，检票的大爷摇着头摆手，我再也忍不住，眼泪砸在雪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风卷着霓虹的光掠过脸颊，刚才觉得新鲜的热闹，此刻全变成了晃眼的陌生，只有口袋里的一角钱还贴着心口，暖得有些发烫。
我沿着太原街往回挪，霓虹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一会儿歪在百货商店的玻璃柜上，一会儿贴在卖糖葫芦的摊子旁。有个穿蓝花棉袄的姐姐从我的旁边走过，脚步匆匆的，看见我一边哭，一边抹眼泪，脚步顿了顿，递过来一块包着糖纸的水果糖：“咋了？票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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