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想开口反驳，被我拽了拽胳膊。我低下头，把脸埋在阴影里，手里的铁锹攥得更紧，一使劲，把块大土坷垃敲得粉碎。白双没说话，只是往我这边挪了挪筛子，故意把筛土的声音弄大了些，盖过了墙头上的笑闹声。
那天我们干到太阳西斜，后院的土地终于露出了深褐色的本色，碎砖瓦堆成了个小丘。了尘师父端来三碗晾好的绿豆水，又从里屋拿出个布包，打开时，三张崭新的五元纸币躺在里面。
“辛苦你们了。”她把钱递到我们手里，指尖带着绿豆水的凉，“这是你们应得的。”
我捏着那张纸币，边角挺括，带着点油墨的味道。之前被同学调侃的难为情，像被风吹散的烟，慢慢淡了。这是我第二次挣钱——第一次是拾粪，挣了十块钱。但这次不一样，手心的汗浸着纸币，心里的喜悦沉甸甸的，比第一次更真切。
我们谢过了尘师父，沿着葡萄架往外走。路过正厅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夕阳透过窗棂，在佛像前洒下一片金辉，了尘师父正坐在蒲团上，手里捻着佛珠，蓝布衫的衣角在风里轻轻动着。
走到门口，赵海突然说：“下周要是还需要人，咱们再来？”
白双笑着点头：“我回头问下师父。”
我没说话，只是把五元钱揣进裤兜，摸了摸，又按了按。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那座尼姑庵。听说没过多久，老城区改造，周围的老房子拆了一片，尼姑庵也迁走了。我总想起了尘师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可是尼姑庵只有她一人，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可她的心中只有佛。她的钱是哪里来的？难道拜佛就能挣到钱吗？
再后来，我转学后，和白双、赵海渐渐断了联系，方花那句“杨大干部”，也成了少年时模糊的记忆。
只是偶尔，路过卖绿豆水的小摊，或者看到葡萄架，我总会想起那个星期天。想起后院的杂草，筛子里的碎瓦，还有那位穿蓝布长袍的了尘师父。
了尘师父递钱给我时的笑容，和我手里那张带着温度的五元纸币，像一颗埋在心里的种子，在后来的日子里，悄悄发了芽——它让我知道，靠自己的手挣来的东西，从来都不丢人，那些曾让你脸红的时刻，最后都会变成心里最踏实的印记。
很多年后，我在超市里看到八王寺汽水，买了一瓶，拧开时，甜丝丝的气冒出来，忽然又想起了那座尼姑庵的葡萄架，想起那天的夕阳，还有那蓝布衫上的补丁，在光影里，安静得像一场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