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有六个重要的阶段：小学、中学、中专、大学、电厂和工作单位。和我同小学和同中学的人数最多，但能和我同中学、同中专、同电厂的只有一人，他就是孙海山。
我和孙海山在第五中学时，都是学生干部。我们经常一起开会，一起聊天，一起玩耍。
“这周又要去南湖？”孙海山把一捆红布甩到肩上，布料摩擦着衣服领口，留下浅淡的红色印子。我点点头，看着那匹红布在他背上鼓起来，像面迷你的旗帜。
从学校到振兴街的路，我们走了多次，夏天踩着柏油路的热浪，冬天迎着刮脸的北风，红布的重量压得肩膀发酸，却总在路过街角的糖炒栗子摊时，被一缕甜香勾得忘了累。
我和孙海山去南湖振兴街印红卫兵袖标。不但路远，还要身背大捆的红布送到印刷店铺，过几天再把印好袖标背回来。
有一次从南湖回来，我俩又渴又饿。孙海山突然拽住我的胳膊：“走，带你去个地方。”
大东区红旗饭店的招牌在暮色里亮着暖黄的光，他掀开门帘时，带着饭菜香的热气扑面而来。孙海山的妈妈系着白围裙从后厨出来，看见我们，笑着往桌上摆了两只粗瓷碗，炸酱的香气瞬间漫了开来。
面条上卧着金黄的鸡蛋，酱色浓稠地裹住每一根面。我和孙海山顾不上烫，吸溜着往嘴里送，碗沿很快沾了圈油花。
“我妈也在这儿工作过。”咽下最后一口面时，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孙阿姨的手顿了顿，眼睛亮起来：“你妈叫啥？”
“贾英环。”
“哎哟！”孙阿姨拍了下大腿，“我咋不认识！你小时候总跟着来，穿着黑趟绒的上衣，还给我们唱‘嘿拉拉’呢！”我愣了愣，那些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起来——油腻的灶台旁，一群穿白大褂的阿姨围着我，我仰着头唱歌，声音脆生生的，像刚出锅的糖块。
“嘿拉拉，嘿拉拉，天空飞彩霞啊，地上开红花呀……。”这是我小时候，妈妈经常唱的歌，我当时能一字不差唱下来。
孙海山在旁边笑，嘴角还沾着炸酱，夕阳透过窗户，把我们的影子叠在斑驳的墙面上。
我和孙海山一起进入沈阳电力学校，他学电气，我学汽机，我们在校园、食堂和操场经常碰面。
我们还是常在一起走，话题从袖标变成了电路图和汽轮机原理。他拿着电气课本给我讲电流走向，我翻着汽机图纸给他指零件位置，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在书页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有一次，第五中学军乐队来到学校附近的市委党校。我和孙海山去看望，军乐队里有许多我们认识的同学。
一进党校的院子里，穿着灰色军乐队队服的同学正排练，鼓点敲得人心荡，西洋号吹得震天响。孙海山一眼就认出了以前的鼓手，跑过去拍他的肩膀。我站在旁边看着，看着他们笑着捶打对方，看着孙海山比划着以前军乐队的队形，阳光落在他扬起的脸上，像少年时那匹红布一样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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