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那天，生产队要改善伙食，让我们早早收了工。食堂的大锅里炖着猪肉炖粉条，香气飘了半里地，我们排着队领饭，个个伸长了脖子。轮到我时，师傅舀了满满一勺，可我端着饭盒回到关哥家，扒拉半天也没找到一块肉——说是猪肉炖粉条，倒不如叫“猪油炖粉条”，只有粉条吸饱了油花，在饭盒里闪闪发亮。
我看着粉条，突然想起这些天关哥总把家里蒸的新苞米面窝窝头分我半个，比生产队的好吃多了。我把饭盒往他面前推了推：“关哥，我吃不完，你帮我吃点。”关哥愣了愣，低头扒了几口粉条，眼眶有点红：“这是我春节后，吃到的最好吃的菜。”
那天晚上，关哥从碗柜子里摸出个黑陶罐，打开盖子，浓郁的酱香瞬间飘了出来——是他自己做的大酱。他掰了根翠绿的大葱，蘸了点酱递到我嘴边：“尝尝，我妈教我做的，配窝头最香。”我咬了一口，葱的辛辣混着酱的咸香在嘴里炸开，那味道，竟比食堂的粉条还好吃。关哥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得露出了虎牙：“慢点吃，还有呢。”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照在他的侧脸上，我忽然觉得，这田埂边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苦了。
插秧的日子一天天过，我的腰杆越来越能扛，挑秧时也不用再踩着张禹的脚印走。有天傍晚收工，我们坐在田埂上歇脚，张禹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片枫叶递给我：“今天在河边捡的，你看红得不赖。”我接过枫叶，指尖碰到他的手——糙得很，是挑秧磨出的茧子。
风从稻田里吹过，稻穗沙沙作响，我看着他的侧脸，突然想起第一次讨水时他塞给我的那块水果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软软的，甜甜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喝了泔水后，他偷偷跑回老乡家替我道歉，还特意问清了哪个是清水缸；
张禹每次都挑装满秧苗的大土篮，也是为了让我能挑轻一些的——挫秧的同学多挫点，不过是怕我来回跑太累。原来那时的我们，早像一家人一样，互相疼惜着。
关哥教我的憋气技巧，后来我在河里试了，真的能多憋半分钟。只是插秧结束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他又去了海边，走之前给我留了一小罐大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好读书，以后到了海边，就来寻我。”
插秧结束那天，我们和社员一起开联欢会，会场挤满了人，连村里的七八个知青都来了——他们是往届的学哥学姐，明年，我们七二届也会来这里，和他们一起战天斗地。
我在联欢会上表演了快板，林见芳跳了独舞《十八棵青松》，我们全体同学伴唱。可惜“十八棵青松”变成了“一棵青松”，威武雄壮的气势减弱了许多，却还是赢得了社员们雷鸣般的掌声。看着林见芳优美的舞姿，我那颗懵懂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
回校后，我写了篇记叙文《我挑大的》，讲的是张禹勇挑重担的事。故事真实感人，语文老师把它当成范文，在全年组各个班级宣读——这份认可，给了我往后写作莫大的信心。
一九七一年的夏天，稻田里的水映着蓝天白云，我们的脚印陷在泥里，又被新的脚印覆盖。那些关于泔水的笑话、扁担上的绳结、罐子里的大酱，联欢会上的掌声，还有少年人藏在心里的悸动，都随着稻穗一起，在那个夏天悄悄成熟，成了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回忆。
如今再想起那年的稻田，总会想起张禹递来的糖块，关哥的笑容，还有林见芳的舞姿。那是青春里最纯粹的时光——那时的我们，就像稻田里的秧苗，迎着风，向着光，笨拙地、认真地生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