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秋总携着猝不及防的凉，一场雨刷过北顺城路，银杏叶便铺了满地金黄。我撑着伞踏过湿漉漉的石板路，往大北门与小北门之间的方向走——那里曾是“九门”的所在，如今只剩一条唤作九门路的小巷，在雨雾里藏着半世纪的余温。
雨水打在伞面的声响里，忽然窜来一道沙哑的熟稔：“杨再兴！”
我猛地回头，见银杏树下立着个穿藏青色风衣的男人，鬓角霜色浸着雨珠，笑起来时眼角的纹路深得像夯土墙上的刻痕。“刘三哥？”伞柄被我攥得发紧，雨水顺着伞骨滴在鞋尖，洇出一小片湿痕，恰如记忆里突然漫开的潮。
他往前迈了两步，风卷着落叶擦过我们的裤脚，恍惚间，眼前人便与1964年夏天那个站在九门城墙上喊口令的少年重叠了。那时九门遗址还未被挖开，夯土城墙被日头晒得发烫，我们脱了塑料凉鞋踩上去，鞋底能粘起细碎的黄土，混着少年人汗津津的气息。
刘三哥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袖口卷到胳膊肘，板着脸把我们分成两拨——他领一伙，高泽光领另一伙，人数非得数三遍，嘴里念叨着“势均力敌才有意思”。我那时候个头刚到他肩膀，站在队伍里像棵没长开的白杨树，红领巾总歪歪斜斜挂在颈间。每次出阵前，他都会蹲下来，手指捏着红领巾的边角仔细系好，低声叮嘱：“别慌，你是杨再兴，杨家将的后人，得有股子韧劲儿。”
可我总不争气，被高泽光手下的“大刀关胜”摔得屁股墩儿生疼，引得城墙上看热闹的伙伴笑成一片。有次输得眼圈发红，他拉着我躲到城墙根的老槐树下，从兜里掏出块水果糖——糖纸早被攥得发皱，却裹着甜丝丝的香。“明天看我怎么摔他。”他说着，捡了根树枝在地上画小人，“他比你高，重心就高，别跟他硬来，等他伸手抓你，你就往他后腰靠——”
之后的每天下午，城墙下都有我们的身影。我总记不住摔跤的要领，他便弯下腰当“活靶子”，让我一遍遍地练“大别子”。有回我没掌握好力度，把他摔得坐在地上，膝盖蹭破了皮渗出血珠，他却咧嘴笑，拍着我的肩膀说：“成了！就这么摔！”
真正赢的那天，是个风特别大的周六下午。高泽光那边派出了最厉害的“双枪陆文龙”，个头比我高大半个头，上场前还冲我扬了扬下巴。我攥着衣角手心冒汗，忽然听见刘三哥在队伍里喊：“杨再兴，别怕！”
风卷着城墙上的茅草沙沙响，“陆文龙”伸手就来抓我的胳膊。我猛地想起他教的法子，往对方后腰一靠，右腿顺势伸到他腿后。果然如他所说，“陆文龙”往后撤步时重心不稳，重量全压在我身上。我赶紧搂住他的头，腰眼使劲一转，“咚”的一声闷响，他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夯土墙上。
城墙上瞬间炸开欢呼，刘三哥第一个冲过来，一把把我抱起来转圈。他的手心里全是汗，却把我抱得很紧，阳光透过他的指缝落在我脸上，暖得发烫，连风里都飘着甜丝丝的糖味。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白塔小学拆了建新楼，我直到毕业都没找到传说中的白塔；1958年，施工队维修下水管道时发现了九门遗址。文革时期被挖开时，我去看了，十字形的门洞露了出来，古老的青砖砌得整整齐齐——考古的人说，这是全中国独一份的立体城防，纵向通道两侧各辟两条横向通道，能屯兵、能了望，易守难攻，难怪努尔哈赤要让故宫背靠它。石碑上“镇边门”三个繁体汉字，还带着“明万历年”的刻痕，却终究没熬过岁月。1976年10月5日，沈阳市木螺丝厂建仓库，把残存的九门彻底拆了。
雨还在下，刘三哥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还以为你早忘了‘杨再兴’这个绰号。”
我笑了，雨水顺着伞沿滴落，在脚下积成小小的水洼，映出两片重叠的影子。
1972年我和刘三哥在沈阳电力学校重逢时，我在机723班，他在俄语班。俄语班归属沈阳军区，他们是清一色的男学生，学了一年俄语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在学校消失的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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