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的春寒，比往年似乎更料峭些。年节的喧嚣像退潮的海水，在西里村留下一地零落的红纸屑和爆竹的碎骸，旋即被凛冽的北风卷得无影无踪。吴家崭新的青砖瓦房在初春灰白的天光下显得格外肃穆，屋檐下那两盏蒙着红纸的灯笼早已被取下，只留下空荡荡的铁钩在风中微微摇晃。过年的喜气被抽空了，院子里的空气沉甸甸的，压着一种无声的、即将到来的离别。
堂屋里，气氛更是凝滞。李秀云坐在炕沿，手里无意识地绞着一块半旧的蓝布包袱皮，眼神有些发直，望着墙角堆着的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那是吴建军要带走的行李。最显眼的是一个洗得发白、印着褪色“尿素”字样的化肥袋子，里面塞满了被褥衣物，撑得几乎要裂开。旁边是一个旧帆布提包，装着牙刷牙膏、搪瓷缸子之类的零碎。还有一个用塑料绳捆得结结实实的纸箱子，里面是李秀云硬塞进去的几包自家炒的南瓜子、一小罐腌咸菜和半瓶舍不得吃的香油。
吴建军蹲在地上，正最后一次检查那个化肥袋子的口扎得够不够紧。他穿着一身浆洗得发硬的深蓝色旧工装，外面套着一件半旧的军绿色棉大衣，领口的绒毛磨损得厉害，露出灰白的棉絮。脚上是一双笨重的翻毛劳保棉鞋，鞋帮上沾着昨天去邻村买麻绳时蹭的泥点子。他低着头，侧脸的线条像用斧子劈出来似的，坚硬而沉默。只有粗大的手指用力拉扯麻绳时，手背上暴起的青筋透露出内心的不平静。
“都……拾掇好了？”李秀云的声音干涩，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音。
“嗯。”吴建军闷闷地应了一声，没抬头。他用力把麻绳最后一道结打紧，勒得袋子口深深凹陷下去。然后，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目光扫过那几个行李，又缓缓移到妻子脸上。李秀云的眼圈泛着红，显然昨夜没睡好，眼角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些。
“家里……就辛苦你了。”吴建军的声音低沉沙哑，像砂纸磨过粗糙的木头。他顿了顿，似乎想再说点什么，目光扫过屋子——新打的立柜漆色光亮，新糊的窗户纸透着白，烧得正旺的火炕散发着暖意——这用汗水垒起来的新家，还没捂热乎，他却又要走了。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终只化作一句干巴巴的叮嘱：“羊……按时喂。地里……开春该下种了，等我捎信儿回来再说。有啥重活……等普同礼拜天回来搭把手。”
“知道。”李秀云低下头，手指把包袱皮绞得更紧了，指节泛白，“你在外头……自个儿当心。那工地，听说……”她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阵由远及近的“突突突”声打断了。那声音像沉闷的鼓点，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是村东头王老四家的拖拉机！该走了。
李秀云猛地站起身，声音带上了一丝急促的慌乱：“快！快把东西搬出去！别让人等！”她一边说，一边弯腰去拎那个沉重的化肥袋子。吴建军一步跨过来，抢在她前面，毫不费力地将袋子甩到肩上，又一手拎起帆布包，另一只手夹起那个纸箱子。
“小梅！家宝！出来！”李秀云朝里屋喊。
门帘掀开，吴小梅拉着睡眼惺忪、还在揉眼睛的吴家宝走了出来。吴小梅已经穿戴整齐，小脸绷得紧紧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吴家宝则有些懵懂，只感觉气氛不对，怯生生地躲在姐姐身后，小手紧紧抓着姐姐的衣角。
“爹……要走了？”吴小梅仰起脸，看着父亲肩上小山似的行李，声音小小的。
吴建军脚步顿了一下，看着女儿，又看看儿子，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摸摸女儿的头，或者抱抱儿子，但双手都被行李占满了。最终，他只是从厚厚的棉袄兜里摸索出两颗用皱巴巴糖纸包着的水果硬糖——那是过年时剩下的。
“嗯，爹去挣钱。”他把糖塞进两个孩子手里，声音放柔了些，“在家……听娘的话，听哥哥的话。”他看了一眼站在堂屋门口、一直沉默不语的吴普同。吴普同穿着件半旧的棉袄，双手插在兜里，站得笔直，嘴唇也紧紧抿着，眼神复杂地看着父亲。
“爹，你放心。”吴普同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少年人强装的镇定。
吴建军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扛着行李大步流星地朝院门走去。沉重的脚步踩在清扫过积雪、却依旧冻得硬邦邦的地面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李秀云赶紧拉着两个孩子跟上，吴普同也默默跟在后面。
院门外，王老四那辆破旧的“泰山”牌小四轮拖拉机已经停稳。黑乎乎的烟囱冒着浓烟，“突突突”的引擎声震耳欲聋。车斗里铺着一层厚厚的麦草，上面已经坐了三四个男人，都是西里村或邻村要去北京打工的，穿着同样臃肿破旧的棉衣，脸上带着离家的茫然和对前路的麻木。他们看到吴建军出来，纷纷往旁边挪了挪，腾出点地方。
吴建军把肩上的化肥袋子重重地甩进车斗，扬起一阵尘土和细碎的麦草屑。他先把纸箱子塞到角落里，又把帆布包塞到袋子旁边。然后，他双手撑着车斗边缘，有些笨拙地爬了上去，沉重的劳保棉鞋在车斗铁皮上刮出刺耳的声响。他找了个靠边的位置，把那个印着“尿素”的袋子拖过来，垫在屁股底下当凳子，又把棉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遮住半张脸。
“建军哥，好了没？走啦！”开拖拉机的王老四坐在驾驶座上，扯着嗓子喊，声音淹没在引擎的轰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