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卿不必再争。”赵佶抬手,目光湛然,“朕思之,朱卿之‘仁治’,如同这真红真罡,是为国铸就坚实之骨架,立秩序,明伦常,不可或缺。国师之‘无为’,如同这天青汝窑,是为政葆有灵动之精神,顺民心,应天时,同样重要。”
他站起身,将两方笔洗轻轻靠近,仿佛要让它们的气息交融。
“朕欲融通二者!以‘仁’为体,确立治国之根本原则,导人向善,维系大义;以‘无为’为用,讲求治国之方式方法,不扰民,不逆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仁治并非刻板教条,无为亦非放任自流。当是仁心为基,无为妙用。如同培育一片森林(绿荫),需有阳光雨露(仁心滋养),亦需任由树木依其本性生长(无为而治),方能成就勃勃生机。”
他看向窗外,仿佛看到了北美的新绿,莫斯科的炊烟,日耳曼的颂歌。
“这或许,才是应对这亘古未有之变局的正道。既不废我华夏千年之‘仁政’根基,又能吸纳融汇四方‘无为’之智慧。使朕之江山,既能如真红般坚不可摧,亦能如天青般生机盎然。”
朱熹与刘混康对视一眼,虽理念仍有差异,但于皇帝此番“融通”之论,皆看到了更深一层的可能,同时躬身:
“陛下圣明!”
精舍之内,双洗并立,一刚一柔,仿佛预示着一条融合了“仁治”与“无为”的崭新治国之道,正在这位兼具艺术家敏感与帝王野心的君主心中,悄然孕育。